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从《画山水序》看六朝“以形写神”的审美观念

宗炳的《画山水序》体现了借助形象传达神韵的＂以形写神＂绘画观。这与后代＂重神轻形＂的绘画理论形成对比,而与六朝文论中的＂形似＂观形成呼应。反映出六朝审美观念中对美感形式的重视。     

古代环境雕塑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

艺术是一种表现手法,是一项艺术创造。我国的雕塑历史源远流长,在汉唐时期雕塑的特点鲜明,形态栩栩如生,堪称传世经典。其中的精髓值得我们学习、总结、借鉴。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中国古代“请托”立法及其现代意义

早在夏代中国就有惩治请托的先例,制定法中的请托专条源于《汉律》,为魏、晋、南北朝所沿袭。请托法大备于唐,宋、元、明、清历代虽有增删,但基本内容沿用不改。请托罪中的请托对象是官员,请托人是一般社会主体。请托行为是一种作为,包括请托与被请托。请托的特点是请托人与被请托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合谋枉法,谋取非法利益。中国古代的请托法律后果以刑事责任为主。时下中国官场请托成风,它不仅严重腐蚀了公权力,也严重侵害了公民权利,造成政府威望的严重流失,是当下官民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相关的立法却位阶太低,且对请托行为过于放纵,因此,借鉴古代的请托立法,将严重的请托行为入刑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     

中国文学中的别一景观──谈“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

中国之有“写妓女”的文学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人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但 其思想和艺术,都不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虬髯客传》。及至宋、元,写妓女的话本便在市民和 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曾朴的《孽海花》,应是在中国帝制 的封建社会里写妓女的压阵之作。妓女中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苏小小。唐代妓女 人多,诗妓也多。宋代妓女中能诗而又有志气者当推歌妓严蕊。明代妓女中出现了散曲家。在妓女 出身的文学家中,要算明清之际的柳如是最为有名。她的作品,为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作了很好的终 结。“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都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的“尖新”范畴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的＂尖新＂范畴在具体的批评语境中,体现出正负两方面审美内涵和批评价值,具有矛盾复杂性。消极意义上体现为风格上尖利寒瘦、佻巧浅俗,技法上逐险斗巧、蹇涩冷僻,其审美取向与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相违和,成为末世文弊之征兆,为正统批评家所不取;然革新派常在肯定意义上使用,其审美内涵包括：风格上天然清新、生机盎然、不假雕饰,技法上突破陈规、创新立奇,美感上惊喜绚烂、耳目一新,尖新成为诗德之一。     

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中国古代人口控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口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中最具闪光处之一。作为一种人口思想 ,它肇始于春秋战国 ,发展于两宋 ,完善于明清 ;就其内容性质而言 ,它是对传统人口思想中以追求人口众多为目的的“求庶论”的一个大胆否定。尽管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未受重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特别是到了人类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现代社会 ,这一思想正日益显示出不朽的魅力。     

“立人”: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价值追求

“立人”是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家共同重视的核心问题,这是由中国现代历史的内在发展要求和审美活动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立人”呼唤具有新质的现代人格的出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而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中,又普遍存在着“情感教育”的不足,导致“人的素质”的欠缺,因此从“立人”的现实要求出发,在美学活动的规律制约下,重视“人”的美育教育及其情感教育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内容。     

马克思"完整的人"的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长期以来,教育没有关注马克思的完整的人的思想,将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思想仅仅理解为量和广度上的.完整的人是摆脱了拥有感的人,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全面与片面,有助于抵御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今天,揭示马克思的完整的人的思想,切中市场经济社会现实中的人的发展问题,实现全面发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位置及其超越

"经济人"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和"广义经济人"三个阶段。"经济人"的内涵也愈以拥有了更加贴近于现实市场行为主体的不可证伪性。通过对"经济人"理论的内涵及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引入经济人假设的原因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引入"经济人"假设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即从实践的角度应理性地对待"经济人"理论的适用范围;从倡导"经济人"理论的视角,也应时刻警惕其负面影响;从范畴的外延方面看,"经济人"是一个类概念、总体概念,不能对应为市场经济中的某一个主体来进行研究。这也就需要人们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这三方面来创新和超越"经济人"假设,其中关键是在理论层面找到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在实践层面把握好其应用的范围和适用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有助于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功利到审美: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观建构

周作人散文的语言观建基于古文、口语、方言、欧化语的取舍、调和与建构之上,他的散文语言由明白实用的功利性走向雅致审美性,由日常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阐述了现代散文语言的审美要求和美学构想。通过现代散文语言观的建构,周作人完成了他自己"对于国语的希望",即"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使中国现代散文这一独特的文体不但保持了中国传统散文言近旨远、韵味无穷的审美内涵,同时具有了活泼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生命力。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现代嬗变与实践表达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是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人民民主的爱国主义嬗变的结果,人民民主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具备新的思想文化形态和实践方式的爱国主义,它以无产阶级思想作指导,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与人民性。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小句理论与汉语动词性论元补语小句分析

从对汉语“NP1 V NP2 XP”格式中V的考察着手,可初步认定汉语中语类选择一个论元补语小句的几类动词,并重新界定了汉语论元补语小句的标准;根据重新界定的论元补语小句的标准,确定了汉语中动词性小句的存在,使动结构中论元补语小句的存在;认为小句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它可以统一解释一些错综复杂的句子结构,是汉语研究中一种值得重视的句法和语义分析理论,体现了语法研究中理论上的经济性。     

近现代中国画论与民族精神之考释

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关于中国画的论争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景观。各种派别的论者对于绘画整体功能的认识相当一致,并不约而同地将其上升到国家、民族复兴的高度。抗日战争时期,各画种都为民族救亡作出了积极贡献,文艺家们的画学思想中关于民族复兴、民族精神的倡导更加鲜明有力。当代关于中国画体现民族精神的提法与近现代史一脉相承,并融入了民族文化复兴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