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的合法性探析——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例

社团的合法性包括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四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探析民国时期我国金融同业组织合法性的实质是从不同层面分析金融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管理上的模式,以及它与当局之间在利益博弈上的关系.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如何建立和完善金融同业组织提出相关建议,给出历史借鉴.     

行政听证制度的合法性研究

适应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价值理论的需要 ,伴随着立法听证、行政裁决听证和价格听证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学术名词的引入到基本原则的确立再到具体操作规则的产生 ,听证制度已经走入中国的法治实践之中。本文从行政听证制度的合法性内涵入手 ,通过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 ,得出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合法性的初步认识。     

民办高校办学合法性的获得: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根据合法性理论,民办高校的合法性可以划分为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四种类型.作为一种新生的体制外组织,缺乏合法性是民办高校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民办高校往往通过运作社会资本整合各种资源尤其是体制资源来获得前述四种合法性.     

论民间社会团体的自主性与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社会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相对于政府机构和社会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获得社会、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合法性是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保障,更是民间社会团体得以发展壮大的策略性手段。因此,民间社会团体要在发挥组织自身的自主性、推进组织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地嵌入政府管理体系之中,以嵌入性为手段推进制度环境更加优化,破除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四川省有关社团法律与管理问题研讨会”综述

1990年4月12日至13日,由四川省社联、四川省法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发起的“四川省有关社团法律与管理问题研讨会”在成都市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种社会团体(尤其是学术性社会团体)发展十分迅速,这是我国社会生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研讨会,旨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展对社会团体有关法律与管理等问     

论统治行政的“权治”特性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演进先后出现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统治行政特性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统治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其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统治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正义,王权、神权和君权神授则是统治行政合法性的根源,而统治行政的基本功效是克服普遍的混乱、维持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强调道德.统治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法治缺失、运行非理性、公民权利衰微等.探讨统治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社团法律与管理问题”研讨会综述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作好学会登记准备工作,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法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于4月12日至13日联合召开了“四川省有关社团法律与管理问题研讨会”。会议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认真学习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就社会团体有关法律与管理等问题,特别是     

从罗马社团制度看公司的社会责任演进

一、罗马社团制度简介 古罗马时代的社团制度应该已经比较发达.在罗马法一千多年历史中,曾出现过各种社团,其成立方式与法律人格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进过程.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已出现各种社团,如宗教团体、士兵团体、丧葬团体等.但其均为私人性质,法律上并无限制,也不给予法律人格,各团体由其自拟章程,管理各自团体的内部事务.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团及其与现代社团的区别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民间结社,它们不仅有助于满足团体成员的精神需求,有利于抵御生存困境提高生存能力,有益于社会资本积累和个人发展;而且承担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和补充。但传统社团与现代社团存在本质的区别:传统社团没有法律空间;其功能和价值目标与政治国家高度重合,缺乏独立性;传统民间组织①系统不构成政府系统的抗衡力量,不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基本变量。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加以探讨的问题。     

服务行政的“公民”本位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作为管理行政的替代模式,服务行政是以公民为本位,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社会公正、法治和责任是服务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彰显民意、服务与合作、公民参与是服务行政政治合法性的根源,而服务行政的政治功效是有助于维系政府的合法化存续、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个人自由隐形的萎缩、服务行政的低效率、服务行政的理想化色彩等。探讨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社会团体及其发展

作为第三部门的核心部分,社会团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着重阐述了20多年来社团获得迅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剖析了社团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就推动社团改革创新、逐步走向成熟自治作了一些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团工作创新

我国社会团体具有双重属性,其结构的二元性、资源获取的双重渠道、行为的双重支配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满足政府和社会的双重需求。如何更新管理理念,改革和创新管理体制和方法,进一步发挥社会团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问题。社团工作的创新应该在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制定社会团体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在加强社会团体的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完善适应自身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和活动模式,使社团在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公共组织的性质与功能论析

我国的公共管理领域包括国家机关的公共行政(广义)管理与非政府公共部门的中间事务管理两大部分.从组织系统来看,前者包括行政(狭义)、立法、司法机构,称为政府(广义)组织;后者包括事业单位、社区管理型组织、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二者统称为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合法性、服务性、非营利性、民众参与性、公开性与服务功能、经济功能、政策与法律功能、社会保障功能.     

行政文化、行政伦理与行政责任简

库珀的行政伦理观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行政伦理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在中国现实行政行为中主要涉及政治与行政格局、宏观行为主体内部格局以及行政机构与公民格局。以这三大利益格局为基础,可以解剖出中国行政伦理的责任层面和协调层面,借鉴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和决策能力的责任基础,以及道德品质、组织制度、团体文化与社会期望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要素。     

政府组织的政治使命与伦理内涵

政府是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区别于其他组织,政府组织具有合法性、公共性和权威性的特征。政府不仅是行政组织,而且是政治组织,具有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政治合法化与政治教化、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等多方面的政治使命。政府还是伦理组织,在政府组织中有其伦理的内涵,具体表现为政府组织中内含着伦理价值观的指导,蕴涵着制度伦理的支撑,包括有组织伦理的内容。     

行政文化、行政伦理与行政责任

库珀的行政伦理观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行政伦理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在中国现实行政行为中主要涉及政治与行政格局、宏观行为主体内部格局以及行政机构与公民格局。以这三大利益格局为基础,可以解剖出中国行政伦理的责任层面和协调层面,借鉴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和决策能力的责任基础,以及道德品质、组织制度、团体文化与社会期望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要素。     

社团合法性——从资源依赖视角的解释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文章认为社团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获取组织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来维持,而资源的获得需要社团作为一个积极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各种主体沟通互动。而社团要想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与环境中的各方主体进行沟通,其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的获得是前提和基础。     

软法视角下的社团章程研究

文章将社会团体置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公共管理模式向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社会团体和作为治理模式核心要素的软法,从软法的角度重新给社团章程定性,通过章程重新认识社团和社团的内部自治,再提出中国社团章程作为软法进行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