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作者在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概括性描述的基础上,围绕着两个模式的运行机制,分别就它们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中各自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运行、区域内经济的协调与运行以及总体运行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比较,从中揭示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意义。指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就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农村如何向商品经济转换的问题,而实现农村工业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温州农村的资金市场及其管理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迅速发展。与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温州模式”是在家庭经营和市场调节二大基石上纵横拓展成型的。近年来,温州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商品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信用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颇具特色的温州农村资金市场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认真研究温州农村资金市场,不仅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温州模式”,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资金市场问题也有所裨益。     

从借贷市场看“温州模式”

一温州有个令人注目的、非常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有人把它作为温州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标志。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发达的资金市场,然而,有活跃的借贷活动并不等于有现代意义上的资金市场。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在“温州模式”的形成初期,曾起到过关键性的筹资、融资的作用。但这事实并不能证明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必然会始终对温州的商品经济起促进作用。金融对于商品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搞得好,可以起“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搞得不好,它便是产生危机的导火索。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现在出现了偏离其最初轨道的趋势,从主要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筹集和融通资金转而从生产和流通领域抽出大量资金。     

“温州模式”与社会主义农村的原始积累

自从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不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经济现象,其中数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甚至还包括相当一部份雇工经营现象的“温州模式”影响最为深远。本文准备从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出发,通过分析经济运动与现实社会运动的相互关系,试图对我国社会主义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过程作出某些新的判断,并说明“温州模式”的历史意义和我们当前应采取的某些政策。     

“温州模式”与温州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的开发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焕发了温州广大农民积极开拓创新的精神,短短几年,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治穷致富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1985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56元增加到417元,增长近7.5倍。然综观之,“温州模式”的主要范围仅局限于北起乐清柳市、南至苍南金乡的沿海、中部平原地区。诸如文成、泰顺、永嘉(属浙江省三大     

“温州模式”研究述评

在种种似乎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规律。历史的曲折发展,给温州造成了一次次“出名”的机遇。1956年,温州永嘉县率先搞“包产到户”,虽不到一年,就被指责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主张”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但温州在全国由“包”而出名;在十年动乱时期,温州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人们谈“温”色变,“乱”得出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几年内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在全国再次出名。近几年,全国各地到温州农村的调查参观者络绎不绝,年均达一万多人次。国务院及有关中央部门、本省和外省的一些领导同志,相继赴温州视察和指导工作;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研究部门及大专院校的同志一批     

温州教育面临挑战与抉择

地处东海之滨的温州,以富有魅力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从“温州模式”的成功塑造到“温州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大试验。“温州试验区”成败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一个人才结构调整与改革的问题。而人才结构的协调改革,首先又是发展教育,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问题。现在,温州教育的落后性、单一性、被动性与温州多元化经济极不相适应。假如再不突破这种旧教育体制,就会给“温州模式”高层次发展带来阻力,这种阻力从现在到未来,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显然,温州教育已面临着严重挑战。现笔者拟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关心温州建设的同志们。     

温州农村社会分工的特点与作用

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商品经济与社会分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经济本身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制成消费品的各个工序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1页)分析温州农村社会分工的特点和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温州城镇化之路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模式与集镇建设

经济理论界在讨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中,有些同志对农村城镇建设的发展问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苏南以集体企业为主体,乡村两级富,小城镇发展快。温州靠家庭工厂、个体经营,乡村两级穷,小城镇建设搞不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温州农村集镇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苏南模式”推动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而“温州模式”同样有利于加快集镇的建设。近年来随着家庭     

温州的挂户经营及其完善问题

普遍存在于温州农村非农业家庭经济中的挂户经营,是温州农村经济的“特产”之一,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挂户经营,千家万户的能工善商者就找不到大规模地发展家庭式的非农业商品经济和打入全国市场的支点。而今,挂户经营形式多样,利弊共存,为了进一步完善,很有必要加以系统探讨。     

“温州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导意义

本文认为,温州农村已经基本形成新型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这主要表现在温州农村以经营方式变革为先导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在分配方式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型的动力结构,随着市场调节的深化使经济机制先行转换。并认为,温州经济改革的超前性给人以启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可能是从区域改革的突破走向全国的胜利。     

如何客观认识温州农村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

“温州模式”对富民作用大,已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是主流。有人认为“温州模式”会产生“个人富、集体空、国家穷”。笔者认为,温州模式使国家穷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正相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几个县,财政收入60%至70%,取之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区乡。我们的认识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才能强国富民。至于温州部分区乡集体经济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     

温州模式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温州模式名噪全国,蜚声海外。但是,在理论界、领导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人们对温州模式还有许多不同认识。本文就温州模式的提法、适应性和评价尺度等作些探讨。(一)关于温州模式的提法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海,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的提法不胫而走。不过,对温州模式的提法是有分歧的。一些同志不赞成提温州模式,认为“很不妥当”、“不够科学”。理由是:“模式”一词,“与‘模特儿’、‘模型’等词同义,意思是某种相对说来已经定型的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们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式样”。①基于对“模式”     

温州模式：企业、市场与政府职能的新变化

温州模式：企业、市场与政府职能的新变化张仁寿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期间，我们曾每年数次到温州调查，有幸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温州农村在从自给半自给经济迅速转向商品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独特而丰富、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场面和作为推动这场变革主体力量的温州...     

经济:与教育对话──对温州的案例研究

1997年7月．我与5位复旦研究生在温州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其中经济发展对教育的作用引起了我的兴趣,借此机会做一次案例研究。温州模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模式。温州模式是其中最负盛名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模式之一。按照袁恩帧的说法．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而近年来股份合作制又在温州普及开来．构成温州模式的新特点。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其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形式不同于其他地区,非国有企业占很大比重。1993年全市342．36亿元工业总产…     

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近几年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温州农村经济模式,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性典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交流温州模式研究的成果,在理论上较系统深入地对温州模式进行探讨,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温州市农业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温州市召开了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央机关和省内外研究单位、大专院校、新闻界、经济工作部门的领导同志、专家、教授、理论     

小城镇在温州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农村合会活动的剖析

合会是我国农村一种古老的信用形式。合会的活动方式一般由发起人(称“会主”)邀请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时间聚会,每次聚会时会员交一定的现金,轮流交一人使用。原始的合会具有互助的性质,参加者一般都是亲戚朋友,聚集的会款用以解决入会人一时的生活或生产上的困难。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地区形成了民间的资金市场,合会也就形成一种盈利性的资金融通形式。本文试图就温州农村盈利性合会作粗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