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性到性灵——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

明代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之变化相辅相成.与明朝初年的天理流行相应的以明道为核心的三合一文学观中,孕育着天机自然的种子,而作为天机自然之内核的"真"与明代中期的良知之学结合的必然结果是以童心为髓的迩言之流行,性情说在此背景上完成了向性灵说的转化.作为思想和文学发展之自然结果的性灵说,以其对传统诗教的独特理解,成为明代以后文学发展的潜隐线索.     

试析明代后期文学思想的世俗化倾向

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有崇尚浅俗的倾向.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逐渐被接受,创作趋向浅俗,在李开先和徐渭诗中已有所反映；而更多反映此一倾向的,是华善述.他的一千四百多首《杂诗》,似有意探索诗的浅俗化.接着是袁宏道们,诗歌创作信口信手,间杂俚语.此一种世俗化倾向在戏曲中的反映是主张以俗语为南戏,越俗越家常,使奴、童、妇、女易晓,乃为得体.此一思想倾向最突出地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市井小说《金瓶梅》的出现,从题材、人物、语言到它所蕴含的观念及其读者群,都反映了文学思想向着市井世俗的巨大转变.文学思想之此种倾向,与其时之商业环境,与其时之思想多元化,与求真反伪之思潮,与部分士人人生旨趣之世俗化都有关系.求真,故信真诗在民间；反伪,故讲求在心灵中自然流出.讲本色,讲性灵,讲用家常语.诗歌的此种世俗化浅尝辄止,戏曲与小说这方面的成就高些.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 ,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 ,唐顺之称之为“本色” ,李贽称之为“童心” ,公安派称之为“性灵” ,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就其不变因素言 ,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 ;就其变化言 ,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大致说来 ,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 ,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 ,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 ,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     

明清性灵思潮与词学演变

受性灵文学思潮影响,从晚明到清末在词学领域出现诗词合一的主情思想。主情说的提出不仅缘于治词者的个人好恶和对词体功能的独特认识,还在于词学家对现实词坛关注的态度和理论批评意识。它不仅具备了性灵说所具有的特点,还在风格、移情等方面发展丰富了性灵说的内涵。     

论京派文学思想的启蒙特质

京派的启蒙心态决定了其文学观不可能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高蹈”。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其独特的人生态度一致,并因他们启蒙追求而有着特定的内涵,表现出超然的社会功利意识与审美道德观念,具有独特而又宽广的文化关怀。     

从"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论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转化

中国传统美学在传统的自然思维支配之下缺乏真正的反思思维。这里基本的审美形态是“天人和合”;事物之谓美本质上在于它体现了与“天”或“道”,即作为本体的绝对自然之符合;美的主观性意义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佛教心性论的传入和渗透,使中华民族具有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反思。隋唐以后文艺(尤其是诗歌)就有了一种与传统显著不同的审美经验,即所谓“心境交融”。“心境交融”的审美经验结构建立在反思基础上,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直接来源于禅佛教的精神反思。     

致良知的实质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因其为私欲所蔽,故不能展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或动或静、动静结合、知行合一、省察克制等方法,才能去掉私欲,把良知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去欲存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王阳明认为 ,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 ,如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 ,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 ,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 ,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他同时认为 ,人对待万物又自然有轻重厚薄的价值秩序 ,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王阳明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二者统合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觉意识和判断、选择上的直觉。在它的指导下 ,人既可以普遍地关爱万物 ,又可以合理地取用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进到生态意识 ,这就是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环境伦理上给我们的启示。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透过创作去表达个人内心深处的感觉”——论香港作家潘惠森的话剧创作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剧坛"创作力最旺盛,艺术实验最具力度,本土文化感觉最强"的剧作家,潘惠森独特的戏剧创造,就是他从创作伊始就执着追求"真正透过创作去表达个人内心深处的感觉"。其剧作擅长设置特定的戏剧情境,描写不同人物在此情境中的行为态度、精神思想及其相互关系,表达作者对于社会人生的某种意念,既是写实的也是超现实的,既是日常的也是诗意的,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论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

《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 ,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明人的关注。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 ,明人以为《西游记》是一部修心的寓言 ,既包括儒家的“存心养性之学” ,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炼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见性之旨”。从艺术上看 ,明人从《西游记》的奇幻中认识到了通俗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特征和消遣性审美功能 ,从《西游记》与《水浒传》的比较中认识到了人物个性化塑造是通俗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明人对《西游记》的认识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明代宦官专权下的文学风气

明代宦官专权影响下,文人们或选择妥协依附,以获得保全;或劲直反抗,结果遭招致贬谪、致仕,甚至丢失性命。还有部分文人选择不问时政,居家归隐。士风之变,文风亦为之一变。谄诗谀文大行其道的同时,声色享乐之风亦风生水起。总之,明代文学风气的变更中有着宦官政治的明显烙印。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明清章回体小说文体探源

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文体类型,它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深厚的文学传统.文章将从话本小说、俗讲变文、史传文学三个方面对影响章回小说文体产生的各种因素做共时态分析.对章回体小说文体的渊源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理清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和对章回体小说的理性审视,而且对我们准确把握现当代小说具有现实意义.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