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太平天国法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太平天国以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目的,创设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法律制度,涉及经济立法、刑事立法、婚姻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经济立法里既有公产主义理想,又有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刑事立法充满了军事刑法的特征;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理想;但司法制度很不健全。司法体系很不完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深受封建旧法的影响,其法制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宗教色彩浓重,且混淆了敌我界限、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     

构建和谐社会:对近代中国三大乌托邦的否定

中国近代史上,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发展主张,如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企求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提出的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这些主张实际上只能是乌托邦。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蕴涵更加丰富、更加准确、更加稳定的社会治理目标和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对时代的超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     

太平天国"人无私财"问题辨析

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未实行废除私产制度;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八月初十日,洪秀全在长沙附近发出天王诏令,明确从此以后"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开始限制个人拥有私财的数量。定都天京以后,个人私财被限定于银五两之内。     

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

对太平天国乡官制度的研究,传统的阶级分析论观点过分拘泥在乡官的阶级成分上,并以此为基础判定政权的性质。其实,以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当时的政策,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角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的。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从社会功效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通过发挥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很好地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成功影响了地方政治,并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太平天国王爵的涵义与等级

太平天国王爵的涵义与等级彼此关联。王爵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是天国政治变迁的曲折反映。根据宗教政治涵义,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的王爵可概括为上帝家庭成员和非上帝家庭成员两类。后期王爵呈现着从有一定原则的封授到无原则滥封的演变。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近十年来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研究综述

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的研究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有机构成部分。自1991—2004年的十余年间,国内出版的有关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研究的学术论著有四部,学术论文有百余篇。笔者以学术论文为主,参照部分著作,对近十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做一综述。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乡村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在“乡政村治”格局中 ,乡政权 (乡镇党政机构是其主要组织形态 )与村治权 (村民委员会是其主要组织载体 )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关系是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因素。作者在分析乡村关系冲突的主要表现的基础上 ,提出了健全乡政村治制度体系 ,实现乡政与村治的法治化 ;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 ;改革乡政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 ,规范乡政行为 ;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 ;有条件地逐步推行乡镇长直选等若干对策建议。     

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研究

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面旗帜.由共同富裕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所构成的实质公正,由政治民主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调控原则所构成的内容公正,加上民主法制化的制度公正,是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肯定性表述;与之配套的还有一系列否定性表述,诸如旨在共同富裕的"反对平均主义"、"不搞两极分化"、"防左反右"等,及旨在权利平等的"反对特权"、"反对特殊化"、"反对腐败"、"反对官本位"、"反对封建思想残余"等.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要认真实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反对腐败和封建主义残余,是邓小平为我们指出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迫切任务.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从汉字之“象”论古典艺术中的“实象”与“虚象”

如同汉字一样，艺术中的形象来自对自然物象的模拟。自然物象或有形，或无形，在有形中化其虚，在无形中求其实，这种思维源自汉字的象形思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代表着艺术创造的完美至境。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