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的当代遭遇及其"中间道路"——在发展伦理学的视域内

本文立足于中国发展①的境域,以当代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和阿马蒂亚·森关于传统文化的观点为理论视域,考察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价值观遭遇的历史性时刻,面对自身的当代转型、它与"现代性"价值观的关系,以及"现代性"价值观本身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的复杂局面,如何找到"中间道路",找到其背后的核心价值,从而为中国传统价值观提供可能出路.     

我们必须小心区分的三个问题

"我们必须小心区分三个问题",这句话是罗纳德·德沃金在一场事关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的讨论中提出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必须小心区分三个问题:过去人们曾经为了什么争论并产生分歧?现在如何能使人们走向更少的争论和对立?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读<洼地上的"战役">,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

在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看来,欲望并非直线性地指向客体,而更多是对他者欲望的摹仿.藉此出发,基拉尔构建起一个以"摹仿"、"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通过分析伟大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和社会真实,将文学和社会历史政治的研究连接起来,把"摹仿的欲望"推衍至对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观察.在他看来,"欲望的介体"呈现了启蒙以来自由平等承诺下个体间欲望冲撞的必然处境;秉持自发自主欲望的幻觉,造就了现代社会在诸多层面上虚假不实的浪漫主义态度;摹仿性的欲望加剧了种种现代性的伦理困境.     

对吉登斯"反思性"概念的理解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以其结构化理论为基础的,而贯穿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思想主线,就是吉登斯经常提到的"反思性"的思想.在结构化理论中,反思性思想隐藏在作为结构化理论逻辑中介的"实践"概念当中,促使结构化理论中的微观与宏观框架以一种相互交融的方式绵延地向前展开.而在他的现代性理论中,"反思性"思想以"全球化"的逐渐扩展为前提和背景,由"个体反思性"发展到"社会反思性","现代性"随之由"简单现代性"发展为"激进现代性",而高度的"反思性"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去传统化"和未来的难以预料.     

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现代性的批判再度以深入地检审"启蒙"及其传统的方式被课题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这一主题作出了重要应答.其核心思想是现代极权主义并非启蒙传统的外部状况或单纯反面,而是这一传统之固有特性和固有动力的辩证展开.因此,启蒙原则及其自我巩固的发展为20世纪的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洞见,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批判未曾真正深入到存在论根基处进行彻底的检审,所以它仍然是不充分的和有待完成的.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

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性诉求的嬗变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前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共同"在场"营造了多元对抗的文化 审美格局,三者的不同矛盾形式与消长的规律,内在地决定了现代都市文学由萌生到分化再到成熟的演变轨迹。     

伯林难题及其解答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是以赛亚·伯林思想的两大关键词。有关二者之间的关联,即"价值多元论能否证成自由主义"的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外伯林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学者们对此的解答大致分为两脉:一脉是以格雷为代表的证伪派,另一脉则是以克劳德为代表的证成派。近十年来,以贝阿塔为代表的学者又提出了第三种思想史视角的解读方式,指出伯林的跨文化经历及"狐狸"式的知识趣味,使他并不以建构一套完备的逻辑理论体系为己任,而是更着力于对经典自由主义的哲学性批判与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

由于时代境遇和问题关注的共通性,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型人学立场,有助于我们确立现代性建构的合理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所具有的"反思启蒙"与"重新启蒙"的问题意识,有助于我们调整现代性建构的致思方向;法兰克福学派所确立的"超越现代性"与"重建现代性"的实践目标,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性建构的方向;法兰克福学派融批判与建构于一炉的研究方式,有助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理选择.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