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婚姻纠纷

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观念,特别是年青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家长与子女婚姻观念转变的不同步、男女转型的不同步,加之女子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的一定提高,一部分女性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从而使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     

论民国城市社会转型中的婚姻纠纷

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家庭观念和婚姻家庭习俗的影响,城市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特别是年青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观念变迁不同步,在主婚权、婚姻的目的的问题上容易发生争执。在城市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男女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使男女职业发展不同步,不同的社会阅历使他们对配偶的要求存在重大差异,很容易引起夫妻之间的纠纷;而女子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的一定提高,使部分女子在遭受虐待和遗弃时敢于奋起自卫。诸种因素造成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战国时期婚姻观念浅论

战国是中国婚姻史发展的变革时期。较之前代 ,这一时期婚姻观念表现出的特点是 :婚姻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观念带有普遍性并深入人心 ,同时两性伦理则表现为严格强调男女有别 ,对女子特别提出劝勉以贞的要求。战国婚姻观念的形成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内在动力的 ,而富国强兵则是战国婚姻观念形成的政治要求     

观念错误与当代婚姻问题

从现实生活中认识到文学作品的表现,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认识始终存在一种错误和偏差,认为爱情的全部就是婚前的激情浪漫,认为爱情与婚姻是矛盾的。这种群体观念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在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纠正这种群体观念错误,科学地界定爱情的内涵。     

对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婚姻文书的考释

1983年和1984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文书中,编号为F13：W130是涉及一件婚姻的文书,保存较为完整,人物关系也清楚,在民间文书中最为珍贵。本文试图对其进行考释的同时,对元代再婚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论《西厢记》对传统世俗婚姻观念的突破

才子佳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理想的婚姻观念,这类故事中的主角类型有高度的相似性。《西厢记》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代表作,它继承了传统才子佳人的婚姻观念,但是在此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发展。作者在传统的＂才子佳人＂的世俗婚姻观中注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忠贞互爱的新婚姻观。理想爱情的描写赋予了《西厢记》巨大的思想魅力,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婚姻选择下的西汉再婚现象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简牍材料,西汉时期都有着史不绝书的再婚现象。这既应归因于经济根源,又要考虑到政治宽松、人们身心需求、社会观念和性别比例等多种缘由。西汉再婚的常见,在实现个人幸福、增加人口、稳定统治、提升妇女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正统伦理教化受阻或重组家庭内部矛盾较多等社会问题。     

从民歌看山西根据地婚姻观念变迁

民歌总是在真实地记录历史。山西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婚姻变革被根据地民众以民歌形式竞相传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了根据地婚姻政策的精髓,体现了婚姻政策影响下根据地民众婚姻观的巨大变化。旧婚姻制度下男尊女卑、包办买卖、婚姻论财观念,逐渐被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文明结婚等新婚姻观念代替。     

从评价机制看当代中国婚姻伦理观念的变化

当代中国的婚姻生活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表明当代中国婚姻伦理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婚姻伦理的评价机制能够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婚姻伦理观念的变化,它包括约束目的、约束手段和约束效用三个方面。当代中国婚姻伦理观念呈现出一种歧义状态。这种歧义状态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表现。     

浅论辛亥革命时期女权观念的转变

本文对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的政治观、教育观、婚姻观、男女平等观等进行了考察,指出在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不遗余力的宣传使这一时期的女权观念产生了很大变化,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点。     

陕甘宁边区婚姻观念的变革:历史语境与价值指向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对积累局部执政经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婚姻改革使现代婚姻理念深入基层,在人民群众中逐步确立崇尚劳动、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价值理念,彰显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自觉、坚定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自为、坚守使命初心的历史自信。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婚姻观念的变革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解决中国问题的生动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     

从“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到“非有大故,不得出妻”——论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于离婚的观念经历了从离合随意到耻于离婚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在唐宋时期。唐宋之前夫妻之间是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唐宋时期社会对于离婚逐渐持否定态度,非有大故,不得出妻。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首先是国家加强了对离婚行为的规制,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其次,唐宋时期结婚和离婚成本的增加促使人们对待离婚问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最后,佛教的社会化导致佛教教义中姻缘天定、因果业报等宗教理念深入人心,慑于业报轮回的威吓,社会观念逐渐认为离婚是丑行。唐宋时期离婚观念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维护了社会关系网的平衡,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     

中国古代婚姻条件研究

决定婚姻关系能否成立和存续的基础条件在古代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古代,婚姻的基础条件是由封建礼法所决定的,这些条件与同时期其他各国的法律相比并不是最落后的,但却是沿用时间最长的婚姻立法,历经千年并未有太大的改观,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经济落后地区民众的婚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婚姻的现代性危机与离婚调解制度的重构

离婚率上升是婚姻现代性危机的表现之一。传统的事业组织型婚姻被现代的纯粹关系型婚姻取代。纯粹关系型婚姻的经营和维持依赖于夫妻双方之间的对话民主。对话民主并非一项与生俱来的天赋技能,只有经过学习和实践才能懂得如何通过对话民主解决婚姻关系当中的各种问题。夫妻之间不能运用对话民主解决共同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必然会危及婚姻的质量和存续。我国现行的离婚制度注重增加离婚的难度,但无法从根源上应对婚姻的现代性危机。应当重构离婚调解制度,通过离婚调解制度引导陷入婚姻危机的夫妻双方进行对话。通过对话民主,解决夫妻双方过去的矛盾,并使得夫妻双方学会运用对话民主解决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离婚调解制度应当以“对话民主”和“离婚自由”为原则。调解场所的选择、调解主持人的选任和培训应当符合增进夫妻双方对话民主的目的。     

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舞蹈文化的本土化观念

纵观中国舞蹈几千年辉煌史,其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其发展至明、清已呈衰落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了孕育和催生了新的舞蹈文化,其中也不乏西方舞蹈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舞蹈得以重塑其独立品格。当我们的神经被眼前浮燥而纷扰的舞蹈现象猛烈地冲击     

断裂中的延续：新文化时期新旧文明转变中的阶级观念

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以传播西方启蒙思想为主,后期则转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应地,国人对救国之路的选择也由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是学界的普遍认知,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但这种划分在廓清时代主流的同时,也无形中扩大国人在接受新旧文化中的断裂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就阶级观念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否定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倡导之民主,就其被国人接受的轨迹而言,事实恰恰相反。阶级观念是民主观念在阶级领域延伸后的结果,克服阶级壁垒是民主自我逻辑扩展过程中的试金石。民主观念与阶级观念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其间的复杂关系在新文化时期国人所向往之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显而易见。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而良性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具备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 ,使各种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 ,同时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括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     

教师培育的观念转变研究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教育中教学观念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从观念转变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教师观念现状、转变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找出我国教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改进的路径.     

从离婚诉讼案看民国时期婚姻观念的演进

民国年间频仍的离婚诉讼案充分体现了自主婚姻已从观念、文本走进了人们日常婚姻生活.各地离婚诉讼案的纷起,反映了民众婚姻自由观念的滥觞.期间,女性诉讼案的频出,以及重婚诉讼、反虐待诉讼则深刻地反映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观念在民众婚姻中的影响.但诉离案件的判决结果,又无奈地告知人们:新婚姻观念与现实生活仍有落差.     

塑造婚姻与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以贯彻1950年《婚姻法》为考察对象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对于建国初期的农民生活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章通过解析新中国第一部塑造人们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是如何"送法下乡"的过程,去探讨建国初期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问题。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借助法律的形式对农民婚姻生活的塑造,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国家认同得以不断确立的过程。而且,这也是重新认识1949年后不断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动因一个重要切入点。显然,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农民的国家观念在伴随着来自上层的各种国家行为中日渐生成,反过来,它们又成为了农民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共领导的"建国大业"中的复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