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修辞效果评定中的语料及评定要素的权重

在《论话语修辞效天评定的科学性》①一文中．我们指出了评定话语修辞效果的三要素（U1-情境、U2-信息、U3-话语组合）及其关系．认为三要素的相互适切程度是衡量话语修辞效果的关键．因而提出了“适切性是评定话语修辞效果的原则”这一观点。但是一三要素在评定话语效是时其重     

论新闻话语的修辞策略

新闻机构要求新闻报道必须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话语必须是呆板、无趣的.通过运用语言修辞策略、劝服策略、模糊策略等修辞策略可以赋予新闻生机与活力,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新闻内容.     

岐义的乡土——寻根话语中的乡土修辞初论

1985年前后发端的"寻根"话语,既是中国1980年代文化反思的深入,也孕育于以农村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寻根话语提出了以民族文化重建民族主体性的要求,并通过对乡土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构表达了对现代化浪潮的审慎态度。寻根话语的主要思考对象,譬如民族国家问题、现代性问题、"走向世界"与全球化问题,正是构成我们当今社会现实思考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观察当今现实的重要视角。本文仅从寻根话语的乡土修辞为切入点,阐述寻根话语所建构的乡土修辞美学及其话语价值。     

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追问——兼论教育学的科学性

教育学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即使是一门学科,也是次等学科。这使教育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感到难堪。日常生活中,教育发挥着巨大的权力,甚至是一门“显学”;科学研究中,教育学的地位微乎其微,两者的差距困惑着教育学人。教育学有着独特的内涵与外延,属于人文科学理论;而教育属于人类行为学。由此,教育学在学科化与科学化进程中,应该在科学理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论的建构——兼谈公民权利的一个维度

哈贝马斯批评传统民主,致力于寻求第三种民主模式--话语政治民主.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旗手,他延续了对当前的社会进行批判的传统,创建以个人的交往行动作为根基.把人看作是交互主体,并以此为基础的话语政治观.话语政治观以比过去的政治理论更尊重个人话语权而有别于其他的政治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对社会渐进的修正的可能性,否定了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以及对个人的意见的重视,并把这些个人意见汇集为普遍的公众意见,从而建构合理的话语政治社会.     

价值观念与价值认识——兼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

在价值真理问题的讨论中,价值观念和价值认识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一些同志混淆。他们认为,一切认识中都包含着价值观念,因而纯粹的事实认识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认识都是不存在的。这种混淆不仅直接影响到对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的理解,而且涉及到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 实际上,在认识论中,观念和认识、价值观念和价值认识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简单等同起来的。由认识活动包含着价值观念不能得出否认价值认识和价值真理存在的结论。     

也谈修辞效果的评价问题

语境(包括交际目的)是评价言语表达效果的很有价值的标准,而语言材料自身不能左右言语表达效果的优劣。     

公民与修辞——兼论昆廷·斯金纳的公民理论

公民理论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大多共和主义理论都赞成最广大公民的直接参与,斯金纳则指出:国家要共和首先要有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要达致国家的共和除了要有传统的美德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理性与修辞。斯金纳认为,一方面共和国的领袖门需要掌握必要的演说技巧,高超的演说能力,以说服大众公民接受有益于公共事务共同之善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要具备充分发展的理性来识别和判断领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能通过自己的修辞和演说能力去发表自己的主张。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张岱年兼和哲学的和平论构想

在不同文化、社会、民族之间发生强烈冲突的时代,张岱年形成了他独有的兼和哲学。兼和思想是他在传统的和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发展而来的。张岱年早年受到其兄张申府"三流合一"的哲学观的影响,形成"综三合一"的哲学体系,并最终形成了"工"字型的"三极哲学体系"。兼和哲学中,"兼体"概念是"兼和"价值体系中的一种本体范畴,而兼和则具有创造性、多样性、统一性。兼和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处理社会中复杂的阶层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与哲学派别之间的矛盾。张岱年认为传统的中庸思想使人们缺乏创新的精神,必须转换为兼和的"永恒两一"对立统一的精神和价值标准。兼和理论在内涵上具有自强的进取性和厚德的包容性,而包容性是兼和价值平衡的前提条件。     

维柯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历史研究——兼论维柯史学思想的现当代意义

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因而人们可以认识它;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新科学,并提出了历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想像性地了解、将语言学和哲学相结合等。他的历史认识具有理性的态度和批判精神。他的一些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与现代和当代史学思想有诸多契合,并且对现当代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修辞理论的新构想:修辞控效说

修辞理论应立足于动态的话语交际活动而构建。修辞是言语交际活动中的话语控效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修辞学是语言运用领域一门具有鲜明目的趋向性的话语控效科学,修辞性是话语活动的本质属性。     

海洋资源共同开发法律分析——兼谈中日东海共同开发构想

海洋资源共同开发以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制度为基础,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为依据,是国家间解决海洋划界争端前常见的“临时安排”。中日在东海可以两国权利重叠区域为共同开发区,选择合资机构联合经营模式,设立协商和咨询性质的管理机构进行共同开发,使东海由争议之海变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修辞演变——法治话语的历史理性之探究

法治话语是法治思维的最直接表现,而且也是法治方式的最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历史时期,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出现了不同的法治话语,述说着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同状态。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孕育、生发到成熟与完善的过程,反映出来的是法治在中国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往返流转以及建构法治话语体系的异常艰辛。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来之不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论蒙古语比喻的折服修辞效果

蒙古语具有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比喻手法(即汉语的比喻辞格)是蒙古语众多修辞手法中的主要一种。说它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使用频率高,二是使用范围不限。 使用频率高的依据是:笔者对蒙古杰出的小说家策·洛岱丹巴《清澈的塔米尔河》小说中的主要三种修辞手法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结果比喻手法的使用频率明显地高于其它两种修辞手法。使用范围的不限体现在不受任何语体限制方面,据观察在各种语体中使用比喻都能与之适切。然而除比喻之外的多数修辞手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语体限制,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唯独比喻的使用频率高而且使用范围无限呢?这是由于比喻手法的修辞效果比其它修辞手法的修辞效果丰富多彩,也就是说比喻手法常常能够修出很多修辞手法所无     

修辞价值重估——论修辞的认知奠基意义

逻辑是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修辞似乎与哲学无关 ,甚至是某种应予拒斥的东西。本文以修辞理解为核心 ,以西方哲学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有关状况为背景 ,讨论哲学对修辞的理解以及修辞在哲学中的运用 ,力图表明 :修辞是不可回避的 ,它不是纯粹的文饰技巧 ,而是塑造思想认识的原初性活动。只有在修辞成果的基础上 ,逻辑活动才能进行。而且 ,如果说逻辑主导着人的理性活动 ,那么 ,在一定意义上 ,正是修辞为逻辑提供了基本的起点和可能性空间     

论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其科学性充分体现在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以及合规律性三个方面.     

谈经济法的法科学性

恩格斯指出:“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8页)这就是说,经济法应当反映经济关系的要求,又应当具备法的科学性。如果只具备前者,不具备后者,就不成其为法;只具备后者,不具备前者,法就没有生命。经济法是经济合理性和法科学性的统一。我国经济立法的历史还比较短,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探讨非常不够,而且在经济立法实践中又存在着经济法同其他独立法律的复杂关系,存在着经济法自身内部相互交错的关系。这样,研究经济法的科学问题,就成为完善我国经济立法的理论前提之一。本文主要是就经济法的特征、内部结构和分工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科学社会主义自创立以来一直放射出科学的光芒,它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不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共识,而且为实践所证实。近年来国际形势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便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还灵不灵、行不行等问题,需要我们作出回答。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情况能否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灵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自身允许的范围内作了局部调整,工人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新变化能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解决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已经改变了呢?答案只能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