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     

明清时期海南岛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海南岛南渡江中下游流域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定安、万州分别为水灾、旱灾频发区。时间上看,秋季频发水灾,春季频发旱灾;咸丰、光绪时期是水灾多发期,咸丰时期还是旱灾多发期。明清中央政府建粮仓、兴建水利设施防灾抗灾;地方官员或上奏朝廷赈灾,或号召富户、士绅等以钱物赈灾,或向上天祈雨消灾;民间百姓或逃往山中采食,或出海谋生,或通过信仰妈祖以求获得救赎。     

试论清代四川盐税制度的变革

清代四川盐税制度的变革以咸丰朝为重要分水岭,咸丰朝以前税额较轻、税收项目较少,而咸丰以后,课额猛增、税目繁多.究其变革原因,有“川盐济楚”的历史事件所致,有晚清政府的经济困境所起,还与滇黔边岸官盐滞销而私盐肆起有关.四川盐税制度的变革,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既有全国范围内盐税制度变革的共性,也有其地方特质.     

《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全八册)

正作为"新疆通史"资料从书之一种,由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担任主编的这套影印书2013年7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整套书以所收奏牍内容的时间为序,分列八册。第一册为雍正、乾隆、嘉庆朝卷,收录阿克敦、勒保、松筠、那彦成四人个人奏稿121件。第二册为道光朝卷和咸丰朝卷,共收奏稿294件,其中道光朝卷收录有名可查22人的奏稿233件,咸丰朝卷收录奏稿61件。第三至五册为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收录奏     

新中国成立初期灾荒中的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以1953年河南省内乡县春荒为例

在接连遭遇了水灾、旱灾以及虫灾等诸多灾害后,1953年4月,河南省内乡县境内再次遭受霜灾和旱灾,庄稼严重受损,粮荒问题严峻。时值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面对一系列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民众和地方政府对灾荒的解释和应对也势必受到影响。     

战后河南国际善后卫生救济中的利益博弈

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中,存在有教会与政府两股利益团体的博弈。教会势力通过多方争取援建物资、充分利用救济物资和社会服务机会,迅速扩大其活动范围,且通过教会医院的医疗救济争取民心;南京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使政府力量分散,代表"英美派"的卫生组人员对教会势力的暗中相助,导致政府卫生机构在博弈中利益受损,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贪腐行为,加速了政府丧失民心的进程。     

明代后期潮州士绅与地方救灾——以林熙春为例

明代后期,潮州社会动荡不安、灾荒流行,使得潮州社会处于重建的转型时期。出生于嘉靖朝,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任职的四朝元老林熙春作为明代潮州后期著名的官员和士绅,在辞官返乡居住期间关心民瘼,不遗余力地参与地方公益建设,努力按自己的意志参与经营地方事务。他尤其在救济灾害方面身体力行,不仅用文字记载了历次灾荒,而且还极力为民请命。林熙春在地方事务中所体现出的实际行动,不仅有利于地方安定发展,也在教化百姓、引导良好社会风气及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明末政府救荒能力的历史检视——以崇祯四年吴甡赈陕为例

崇祯四年御史吴甡奉命赈济陕北,这是明季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救灾行动。事实上,它也是明末政府内部秩序进行的一次自我调整,但却充分地彰显了其时皇帝与官僚的隔阂、中央与地方的推诿、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冷漠,并因这多重复杂的矛盾纠葛而最终彻底失效。这一事件无疑也标示了明末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已降至极限,根本无法应对连年大规模灾害的发生,唯有走向覆灭之路。就其具体表现来说,即是政府救济速度严重滞后与救济力度严重不足。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评析

从2003年到2005年,我国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先后有15个省、直辖市或较大的市制定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但这些地方立法在立法模式、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公开范围、公开方式、监督救济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将对正在制定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其他的地方立法有所裨益。     

同治早期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小议

起源于咸丰年间的江苏省厘金制度,在同治朝早期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重建与规范,最终形成了一张密布于江苏境内的厘金征收网络。这张厘金征收网络为江苏厘金由战争税转变为经常税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探析

基于“以民为本”思想,我国古代历来有政府救助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政府救助思想。这些思想涉及灾害牧助、特殊救助等方面,并有严格的政府救助管理、监督制度和程序。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但在历史上确实为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我国政府救助制度的建立、政府救助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救灾制度的考察

民国时期,为了适应救灾的严峻形势,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的救灾机构,救灾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救灾法规,做到救灾有法可依,赈灾规范有序,特别对救灾人员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力图从人员素质上保证救灾高效化。此外,国民政府还实行一系列临时政策,以应对各地多发的灾害。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改组与经营：民国时期的天津救济院

天津救济院从1929年变为官办救济机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扩充，增加院外救济，从硬件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上制定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到1937年前天津救济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救济院的改组与经营有着积极意义。首先，救济院采取积极的救济政策，教贫民以工艺，安排其未来，使之回归社会，为社会减轻了救助负担。其次，救济院制度性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便于管理者管理，而且还有益于贫民的未来发展。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     

我国荒政中的市场性救荒措施研究--以禁遏籴为例

市场性救荒措施是指符合市场规律的赈济方式,禁遏籴颇具有代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市场经济原则,在赈灾中产生良好的效应,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其仍有赖于官府的强力推行,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从历史发展趋势看,"通商"救荒日趋为人们所了解与重视,反映了我国传统救荒呈现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走向.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