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代赋选·魏晋南北朝卷》所想到的

读《中国历代赋选·魏晋南北朝卷》所想到的龚克昌一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文体，它曾有过辉煌的日子，也曾荣获“一代文学”之赞誉。但赋体文学从它形成之日──汉赋起，它那神人同台的题材，浪漫主义的笔调，靡丽铺陈的辞藻，尤其它那过于注重接受者的精神愉悦，而...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

汉赋无论从其内容还是文体特征来看 ,都表现迥然有异于其他文学的独特风貌。其文化源头决不是单一的 ,是在先秦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庄子》艺术精神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铺陈的手法和语言风格三方面     

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

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赋体源流概说

赋体源流概说张崇琛赋是介乎诗和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赋在一段时间内虽不为人们所看重，然它与诗、文、词、曲一样，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学样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赋体文学也曾有过它光辉灿烂的一页。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勰《...     

“以大为美”是对“巨丽”的误读

"以大为美"是闻一多先生在欣赏《天问》时的感想,后人作为汉赋甚至汉代艺术的审美观念而广为引用。"巨丽"一词所指并不是"以大为美",作者本人以及先秦两汉也未有"以大为美"的意识,历代几乎都在"极丽、壮丽"意义上使用"巨丽"一词。"以大为美"是对"巨丽"注解的误读。以大赋为代表的汉赋的审美观念,应以"繁类以成艳"为妥。     

美的巨丽形态──汉赋美学

这里所论的“赋”不是指艺术的手法,而是指中国文学的一个门类。它成型于西汉,极大地改变了秦代无文学、无美学的野蛮现象。它上承楚骚,下启六朝、唐宋,直至清代仍有其流波余响。它创造了一种独立的为后代所不可企及的美。闻一多说:“汉赋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如以读《天问》观点去读它,便可看出它的伟大实超过其他文体。”①它和后起的词曲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和格调。 如果把中国审美文艺学予以视觉化,变为一轴艺术长卷,汉赋的斑斓辉煌和魏晋的秀骨清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审美风貌。如果说魏晋是人的肖像,汉赋则是物的涂绘。也仅仅是涂…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     

《艺文类聚》征引南梁大细言诗蠡测

《艺文类聚》征引有萧统、殷钧、王规、王锡、张缵、沈约等人所撰大细言诗各二首,其中后十首题加"应令",显系应皇太子萧统之命而作.这些诗歌应作于梁天监十一年,时萧统尚未成年,沈约则于翌年忧惧而终.从文学内涵看,上述大细言诗虽然常被视为游戏之作,然而在隶事用典方面远接诸子寓言,在具体事象和文学隐喻方面直接吸收宋玉大小言赋之写作经验,抑又极想象与夸张之能事,某些作品甚至呈现出佛教文化内涵.从学术价值看,《艺文类聚》征引南梁大细言诗,不仅关涉萧统和沈约的诗歌系年问题,而且隐含着昭明太子在少年时代主持的首次文学活动,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萧统文学集团萌兴和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呈现出某种特殊的文学意义.     

论渤海文学

被称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文学也一定是丰富和发达的,但是可惜,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渤海文学作品却是太少了。我们只能就唐代以来的一些历史古籍、文人著述和日本、高丽等有关渤海的史料来窥见渤海文学的一个概况。一、渤海文学与唐朝文学的亲密关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第三《礼俗》载: 其国之士大夫多擅文艺。唐诗人温庭筠有《赠渤海王子诗》、韩翃有《赠渤海使王诞诗》。又,高元固及乌炤度、光賛父子,以宾贡入唐应举。乌氏父子皆登第。元固则谓:彼国得诗人徐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皆以金书为屏障。聘日本诸臣如     

再论《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兼谈《浮生六记》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共同特征

关于《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我们已在《北方论丛》1990年第1期上撰文论及了,但由于版面所限,此文未能对之作全面的阐述,有些问题也未能展开,因此总有“意犹未尽”之感,所以又撰此文以补缺憾,故名之曰:再论《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文所指的“抒情小说”乃是从广义上来讲的,它既包括废名、沈从文等人的“纯抒情”小说,也包括郁达夫、庐隐等人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文学。因此,我们是将《浮生六记》与整个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来作对比的,并且将通过这种对比来进一步阐述《浮生六记》的艺术特色。一我国古代文论历来重视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以诗而论,从陆机提出“诗缘情”说起,便为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所接受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六朝以后。尽管各个作家(评论家)的具体看法不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论陶渊明的辞赋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成就甚高 ,研究者甚多 ,但对他辞赋艺术的探讨却较少。《归来去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三赋各具特色 ,既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传统 ,又洗净铅华 ,自成一家 ,显示了陶渊明辞赋的艺术成就     

论魏晋南北朝辞赋

继南汉之后,辞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大赋既承两汉传统,又在某些方面扩展了自己的表现领域;而大批涌现的抒情小赋,,则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艺术风格显得十分成熟,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很大的适应性。比之大赋,它们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也更能反映这一时期辞赋的思想艺术风貌,从而成为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主流和辞赋成就的代表。如果就思想艺术两方面作总体考察,可以把它们的风格特征概括为。精美多姿,悲哀为主。一 体式的完备,风格的多样,表现技巧的完美,是一种文学样式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魏晋南北朝…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世说新语》:史学与艺术的交融

《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它既是文言小说,又是史学名著;既有史书之真实可信,又有小说之可读性;既是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文学作品,又是通过某些艺术加工写成的历史著作。可以说,《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结合得最好的一部杂史小说。它创建的体例、运用的技巧、蕴涵的内容,对后世的史学与文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左传》与汉赋溯源的散文视野

章学诚推动汉赋溯源视野由韵文而散文，提供了《左传》与汉赋沟通的理论空间。汉前之散文，《左传》与汉赋的物理联系最为清晰；汉赋张扬宏丽的风骨气韵，“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美学风格，前代散文只有《左传》的大风泱泱可操左券；汉赋的显性文体特征假设问对，在《左传》中以“或曰”的形式孕育存在。拓展“文学即诗学”的思维方式，会看到《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构建更为开阔的早期文学发展认知格局。     

都市文学:都市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革

在对大自然漫长的适应、改造过程中,城市是人类脱离原始蒙昧状态、进入文明历史的最重要空间标志;而文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如影随形,文学伴随着文明进程的每一步,及时反映、表现着人类不断更新和丰富的经验、感受与情感,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文学的变革。在世界各地区早期的文学中,都有关于城市的描述与想象。在中国,无论是先秦时期《尚书》对夏商周三代都城迁移和兴建情况的如实记载,《诗经·大雅》对周天子兴建丰、镐两城和东都洛邑过程的直接记述,还是汉代《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等以城市为题材的京都赋佳作的层见叠出,都…     

东汉京都大赋论略

大赋发展至东汉时期,在题材上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大量以都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赋作,即"京都大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等力作的倡导下,京都大赋蔚为兴盛,代表了东汉文学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