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批判自由主义,虽然回顾了这个时代的进程,但是他以国家主义对抗自由主义,并非成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而是在整体框架内确立了对自由的另一番阐释.他通过对自由主义所奉行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社会契约论、个人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与自由主义截然对立的国家主义政治哲学.     

对专制政治批判中的无根理性追求——评20世纪30年代初罗隆基的政治思想

罗隆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者.20世纪30年代初,他与其他自由主义者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对国民党的专制政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主张实行民主,保障人权,由于中国的理性主义还没有普遍地成长起来,因而,在社会上很难得到人们的呼应.在革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根本问题时,这种自由主义政治追求也就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对于现代性的质疑——麦金太尔社群主义思想述评

麦金太尔是当代西方社会社群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继承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人关于社群思想的基础上,他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社群主义理论。在本体论上主张社群优先于自我,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麦金太尔得出两个结论,即在价值观上强调善优先于权利;在政治实践上主张由公益政治学替代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学。其社群主义思想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麦金太尔、马克思与现代道德

麦金太尔认为只有恢复西方文明的社会整体性维度,重建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具有统一目标的伦理生活,才能摆脱现代个人主义造成的道德危机.麦金太尔的这一思想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但是由于其保守主义立场,使他完全无视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种“伦理潜力”,从而在根本上无法为现代社会提供出一种真正明确、具体的道德方案.     

论胡适自由民主思想中的“文化边际人”特征

作为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对自由的张扬却体现了"文化边际人"情结,即他在超越传统时又没有远离传统文化的土壤。他在西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接中塑造健全个人主义的魅力;诠释无为而治的现代意义;其批政、议政的做法体现着传统强烈的人文批判意识;而其容忍的原则则在质的追求中又晨露出士大夫懦弱的心迹。然而忽视对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科学把握最终酿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之累。     

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

在共和主义掀起的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围绕公民定位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两种政治流派的自由观、国家观等内容串联起来。共和主义站在积极自由的立场上,对积极公民进行了全方位的褒扬,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进行了消极公民的界定并加以严厉批判。两相比较,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并非自由主义主张的立场上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赞赏,将公民安顿在消极公民的位置上。相反,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国家与社会领域分流发展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公民以消极自由维权、以积极参与结社的立场。因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批判是不成立的。倒是共和主义对现代政治弊端的批判,如果缺乏自由主义的规训,就会潜含危险甚至显露危机。这让共和主义只能以自由主义为归宿。     

对休谟正义的一种解读——从麦金太尔对休谟正义的批判谈起

麦金太尔认为,休谟的同情是一种“哲学虚构”,因此他的正义理论的建构是失败的。文章在麦金太尔对休谟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探讨,从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角度来解读休谟的正义观。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洪胜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哈耶克论“社会正义”

哈耶克的正义论是其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通过他所理解的“社会正义”入手,在批判“社会正义”中,提出了他的正义观,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本质。虽然他的正义观并非尽善尽美,但他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罗蒂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向实用主义妥协

对罗蒂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评析可以发现其根本特点在于否定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基础,通过对罗尔斯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曲解和裁剪,又在实用主义的前提下,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统一起来,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但没有对自由主义这一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作出贡献,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杂烩。     

科学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

20世纪后期,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经过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偏于简单的政治批评。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把握和引导就是必要的政治批评和深入的理论批评的有机结合。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批判的所谓“实用主义的”写历史的办法,一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只有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社会基础的关系,才能真正地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内在规律并正确地引导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     

近代社会契约论视野下的政治合法性及其现代意义

从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入手,介绍了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探讨了政治合法性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先验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政治设计——康德法权思想研究述评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和契约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探寻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永久和平＂的理念。通过对已有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理解路径、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探究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政治设计＂模式的价值与问题,即在他自身不可避免的二元形式主义倾向中论证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应该对每一理性个体的外在自由实行平等的约束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

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合法性理论转向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在扬弃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通过交谈、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正义。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为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提供了论证思路。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

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我们必须要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知识话语转向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合法性重建——以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为例

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是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中的一种重要政治知识话语。它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其特殊表达方式,深刻地说明了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过程中“应然”面相与“实然”样态的巨大差异与其间知识话语转向密切相关。然此历史镜像,过往有关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的研究中无论是正面肯定亦或负面否定却都未对此加以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