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籍目录子部流变中的儒道释合流趋向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密不可分。古籍目录不仅著录古代典籍,而且反映历代学术发展、演变的状况,品评学术优劣、短长。中国学术思想中儒道释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向及其学术理念,就是在古籍目录子部的发展源流中得到凸现,并逐步推动其细密和深化。     

目录学视野中的子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子部书目为中心

由《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目录出发,辅以其他公私书目,通过对部类成立、类目调整现象的考察,发现子学具有如下演变规律：先秦九流学说走向没落;“小说”实现古今名实合一;实用技术类书籍地位提升;由汉至清目录编者对子学、子书的评价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子学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学与术,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种种关系。     

略论子部的此消彼长与学术变迁

通过比较古代目录学著作中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可以看出子部类目中的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逐渐消亡,又增加了艺术、谱录、类书、释家四个类别,子部著作的内容也出现一些变动。子部类目的增减与子部内容的调整,不只是数目的变化,其实还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循与革新并进、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辨证

《清史稿·艺文志》取法《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清代人著作,凡9633部,138078卷,是书以《四库总目》为底本,舛误殊多。近读子部书,分著作讹误、篇名讹误、卷数讹误札记二十二则,附记数条。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之比较

依据“书钞体”将《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分成两类:以被摘抄的原书为单位组织材料的书钞体和划分类目安排所摘抄材料的书钞体,在论述《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的牵涉混淆处后,将第二类杂纂类书籍与类书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与多由政府主持编写、规模大、体例严谨的类书相比,杂纂类书籍规模较小、体例编排较为随意。     

“追溯式”结构三部曲——从《俄狄浦斯王》到《雷雨》

"追溯式"是戏剧创作的一种手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中国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在自己戏剧创作中成功地运用过这一手法,并使其成为自己戏剧艺术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剧作《俄狄浦斯王》、《群鬼》和《雷雨》堪称是这一手法的典范性作品,可看作中外戏剧文学历程中"追溯式"结构的三部曲。     

由“思想流派”之杂到“庞杂”之杂——论中国古代书目子部杂家著录内容的演变

通过对自东汉至清代有代表性的官私书目子部杂家类著录书籍情况的比较与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书目子部杂家类著录内容经历了由＂思想流派＂之杂到＂庞杂＂之杂的演变。     

《山海经》的原生态小说特征分析

《四库全书总目》首次将《山海经》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冠于异闻之首,并称之为"小说之最古者"。其分类的原因仅是道里山川难以考据,依据不足。《山海经》文本形式上篇幅短小;内容蕴含"大道";内容记载具有真实性,神话传说在传播过程中未"变形",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真实性评判标准。这三方面从小说特征上补充了《山海经》列入小说家类的立论依据。     

文学《庄子》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建构

19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叙述,在早中期采用了《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的整体框架,再辅以西方文体分类,在这一叙述结构中,归属子部的《庄子》,其文学特性长期没有受到关注。19世纪晚期,巴尔福《庄子》英文全译本的译序和翟理斯的《古文选珍》对《庄子》的文学特性做了阐发,嘎伯冷兹深入分析了《庄子》的语言形式,伴随着“文学”从“文献”中的分离,文学的《庄子》最终得以确立。     

嫁与不嫁的抉择——《怜香伴》与《封三娘》的比较研究

李渔的《怜香伴》传奇与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篇是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专门描写女性精神同性恋的作品。本文拟从两篇作品所叙述的感情历程、价值取向和情感体验的异同比较中,探寻中国古代女性精神同性恋文学的某些独特意蕴。     

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吉金文学源流

吉金文学指在金属器皿上刻铸文学作品的事业和对这项事业的研究。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成熟于当代。两宋是吉金文学的青春期,清代是吉金文学的鼎盛期。吉金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优美的诗歌和朴实的散文。吉金文学保留了中国古代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书>文学研究从古至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古代<汉书>研究历史,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总体评价较高.现代以来,特别在当代,较之<史记>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汉书>文学研究不但相对冷落得多,而且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架构和综合研究,对<汉书>的文学评价至今仍基本在低调徘徊.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状况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承认<汉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文学概念,它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趁彰为准。"即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趁彰"——"文采"或"美"。与此相对照,西方"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品。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中国古代文论诚然不乏对文学样式的"形象"、"情感"、"形式"、"虚构"等属性的分析,但从未把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必备特征来强调。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文化表述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和亲”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文学家据此生发,咏叹王昭君的作品蔚为大观。虽然时代意识投影不同,王昭君的人权意识和女性意识无一例外地被漠视被遮蔽,“自请出塞”的个人诉求升华为“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现代郭沫若、曹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时代意识不同,文化意识的历史继承却显而易见。以此为视点揭示“传统命名”历史继承的文化表述。     

从鲁泮宫到乾隆行宫——延续2600余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园林

山东曲阜城内东南隅的古泮池,自春秋时的鲁僖公在公元前643年肇建以来,奇迹般地延绵2600多年,并赓续不辍地见载《诗经》、《史记》、《汉书》和《水经注》等文献,以及诸如《五凤刻石》等自西汉直至明代的众多有关碑刻中;到清代,以古泮池为依托兴建了著名的乾隆行宫。以此而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古泮池无疑是一座延续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园林实例,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以"医术并非一件紧要的事"而弃医从文为小说,与罗贯中"传神稗史"和《三国演义》写吴押狱之妻焚华佗《青囊书》,以及古代"上医医国"的思想,有暗合的联系;《狂人日记》"吃人"之论及其艺术上的表现,受孔子"苛政猛于虎"和老、庄"仁义"之"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的思想,以及唐人小说《集异记·崔韬》、《聊斋志异·梦狼》、《幽明录·新鬼》等等的深刻影响。作为鲁迅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品,《狂人日记》思想与艺术植根于古代思想与文学的事实,证明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有密切而又曲折微妙的联系,值得学者更多的注意。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