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移送制度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同时规定在起诉及庭审后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的制度,这就为法官与证据在法庭以外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导致法庭审理效率不高,甚至流于形式,使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无法实现。取消证据移送制度,切断法官在法庭以外与证据建立直接联系,方能最终实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工作的功能变革——以庭审中心主义为逻辑起点

集中审理模式已成为各国建构民事诉讼审理方式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它要求所有审判核心事务均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否则必将陷入多次“非正式化庭审”的窠臼之中,这便意味着在审前阶段需进行充分的准备。法官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司法裁断之上,逐步改变事无巨细的审判环节“守夜人”角色。以法官助理为代表的司法辅助人员,在法官的指挥和授权之下处理非审判核心事务,发现诉讼瑕疵,在庭审期日到来之前明确两造争议焦点,指导证据整理及交换,促使开庭条件的达成,为法官“减负增效”。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论刑事审判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制约

在职务犯罪"监察调查—刑事诉讼"程序中,监察调查程序自身封闭与检察机关后续制约乏力,导致审前把关虚弱,加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凸显了强化刑事审判制约监察调查的必要性。但刑事审判制约监察调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在于监察权对审判主体的监督威慑、监察程序的规定简陋与调查意见穿透性影响裁判结果。为此,应强化刑事审判对监察调查的制约:首先,优化监察机关"办案质量"业务考评体系;其次,设置"以公诉机关为轴心转移"的检察审查管辖规则;再次,通过取消有损法院权威的协调性规定与操作、优化监察证据审查规则与保障辩护方对质权等措施,确保裁判结论来自庭审程序;最后,厘定监察监督法官与法官独立审判界限,改革监察调查法官的程序设计。     

主审法官责任制构建之二维展开

中国的《宪法》及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官个体的独立地位,法院内部对审判权行使的行政化干预时有发生。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应当执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法院行政管理者也可以假借裁判文书审批的权力左右裁判结果。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审判权限分离以及附带的责任主体模糊的问题。主审法官责任制改革旨在打造"让审理者裁判"的权力运行架构以及"由裁判者负责"的责任承担机制。主审法官责任制的构建可以从赋权与明责两个维度加以展开:其一是赋予主审法官行使从主持庭审、作出裁判直至签发裁判文书的完整的裁判权力。主审法官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面临重塑。其二是明确主审法官违法审判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形式以及追责主体。法官惩戒免职权的配置应遵循司法规律、司法原理的要求,重点解决权限内部化问题。在法官群体中选拔精英担任主审法官只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应该定位于法官走向精英化并赋予所有法官相同而完整的审判权。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刍议——以对事实的认定为例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判断证据之证据能力即合法性的自由裁量和适用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当前,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质量不高且比较混乱,基本没有规则可循。要搞好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思想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加强对事实认定方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和公开审判制度,加强监督和对错案的纠正。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E-Court模式下简易程序刑事案件 远程审判研究

E-Court模式下进行远程审判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结合国外远程审判的发展状况,我国远程审判有发展空间。我国远程审判立法现状和法院的具体运行方面存在诉讼参与人是否有选择权、被告人质证能力的认定、是否对直接言词原则产生冲击、证人如何核实身份、证据的展示和证人安全的保障等问题。我国远程审判在立法层面和实践层面未来前景可期。     

审判管理的现代转型——从形式公开向实质公开的嬗变

在司法实践中，高歌猛进的审判公开过多地注重其形式表现，而忽视了实质内容。在制度层面，宏观性审判公开制度缺乏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在目标上，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知情与监督要求的开放性需求被异化成了“选择性部分公开”中的保守性供给；在价值上，原控制司法权力的功能定位被人民法院的自保性策略所取代，最终导致了应当成为原则的审判公开退缩成了一种例外。只有努力开启审判公开的制度化，落实审判信息公开的规范管理，不断拓展法官素质的职业化，提升审判信息公开的自我管理，及时抑制司法心思的内卷化，优化审判信息公开的质效管理，充分打造审判设备的数字化，加强审判信息公开的技术管理，才能有效克服审判公开的形式主义倾向，将审判公开真正推向司法公开的实质化道路，从而真正保障社会主体与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督促法官不断提升其法律素养与职业道德，引导与教育社会公众知法守法，最终防止司法腐败并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审判中心内涵再讨论——基于理论、制度及实践视角

国内法学界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阐释存在理论逻辑不清晰的缺陷,对审判中心内涵的理论阐释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的探讨陷入了方法论立场上的实用主义。审判中心在理论层面称为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指以居中裁判职能发挥作用为指引的反映刑事诉讼程序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规律的程序结构思想。制度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以审判为中心,即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践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庭审实质化,主要是保障判决基础来源于法庭。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跨文化传播理念的思考

与自唐代开始传入我国的基督教相比较而言 ,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无疑是成功的。同是外来的宗教文化 ,佛教成了与儒、道相并列的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波及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 ,广泛渗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基督教则一直徘徊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外 ,虽然中间经过一些传教士观念转变后的努力 ,也有过平和而短暂的文化过渡 ,但最终还是没有为中国传统文化接纳和吸收 ,究其实质 ,佛教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采取的正确传播理念使它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及限制——舒江荣闯黄灯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文章主要是探讨了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及限制。作为全国首例“闯黄灯”行政诉讼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闯黄灯”车主败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人关注的是在该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法官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来说理、判案。行政审判领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必要性及价值,但是目的解释方法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如果不受限制很容易造成司法权借助目的解释而恣意妄为,对法治构成威胁,会出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等现象。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浅析

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纳入上层建筑范畴,从意识形态的功能上剖析市民社会概念,试图通过分析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功能的转变,为新形势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一条可能的现实性的道路。     

西方法官职业传统的社会学分析

法律职业是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和发展的，法官职业作为法律职业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在社会和法律发展中发挥极大的作用；西方法官职业溯源于古罗马，随着近代社会的理性化、制度化，在王权、贵族、教会、商人等社会结构力量的相互博弈中兴起，同时也离不开法官职业阶层自身的利益追求。探究西方法官职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深层原因，对于中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无裨益。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审判经验的迷局与研判——从“案多人少”切入

2008年以来,江苏法院开展了大规模的总结审判经验专项活动。这是在案件数量剧增的态势下法院为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之为,但得到的经验相当一部分并非是有效提升办案效率的＂精品＂。从短期看,审判经验总结会适得其反,加大案多人少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对于缓解案多人少压力会有所帮助。因此,审判经验有总结的价值,但在传承和发展审判经验时,对于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应当区别对待。     

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要强调社会物质、文化基础的构建,更要注重上层建筑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步前进、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修辞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修辞不是法官故意炫耀的文学技巧,而是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寻求合理性判决的方法。以修辞作为司法判决的说理方法是法官的理性选择,修辞方法在实现司法功能时并未让法律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修辞是法律人在充满价值冲突的具体案件中作出合理法律判断的重要法律方法,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修辞方法应当被重新记起。     

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并且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内容,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被国家所超越.马克思明确将市民社会纳入经济基础的范畴,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人类解放是超越市民社会的途径.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在上层建筑领域,认为政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上才能维持其合法性与持久性,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政治国家.     

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

中国“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先于其工业化设置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19世纪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样的社会实存,既对我国市场化社会转型产生着强大的规制并促使其保持“社会主义”的同源性,又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非同源性特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是因国家工业化导入市场机制而发生的一种必然回应,因而它又与世界其它国家由工业化使然的社会转型具有某些同源性的特质和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两种或两类同源性现象及过程,本身存在着理论谱系、逻辑传统、方法论和价值观张力等非同源性的基元;于是,规制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制度场域的既成性,并不能帮助我们完全有效地规避“工业化 市场机制→社会转型”的潜在风险;而且中国社会转型还将长期处于一种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博弈的性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