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刑法所应用的范围及其作用

刑法是一种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刑法的探究来阐述其所应用的范围及其作用。     

非战争军事行动与刑法中“军人”的立法完善

当今世界,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非战争军事行动受到法律的调整,也推动了法律的现代化。在非战争军事行动条件下,要完善刑法对军人的规定,刑法应修正增加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员、台湾军事人员和外籍军事人员,以扩大军人的范围,维护我国的军事利益。     

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

明知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术语,一般来说,规定在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但是我国法律界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就以刑法总则和分则中有关明知的规定为研究基础,按照分析表现犯的逻辑结构顺序,明确在分析刑法分则规定的明知时,注重确切性的认识。     

论刑法第306条之律师伪证罪的存废

律师刑事辩护权的行使对于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应该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但对于豁免权的范围不应无限扩大．而应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刑法第306条正是对律师刑事豁免权范围的限定，不宜废除．但是应对刑法第306条设定严格的入罪条件，减少司法实践中被滥用的风险，以切实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     

论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

“但书”规定在我国刑法上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现实社会中作用非常大，如果运用不好便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但书”规定。     

论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在现今社会中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是目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刑法以保护个人利益为首要任务，当被害人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前或侵害之时，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不在刑法保护的范围之内。那么到底在什么情形下被害人放弃自己的法益有效．有效的被害人承诺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和一定情形。在刑法体系研究领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近几年,伴随着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和延伸,经济犯罪案件日益频繁,因此,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积极建立更加完善的刑法立法制度,才能推进社会走向和谐。特别是刑法观念开始逐步转向功能主义,刑法和政策紧密联系的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如果要实现和谐统一的局面,意欲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严格规范相关处罚事项,例如可以将限制、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相关法律等内容,逐步纳入正规化刑事司法的审查范围中。积极型刑法立法观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之一。我国在未来刑法立法上要注重研究如增强立法意识、难题意识和实证支撑,注重建立大量轻罪相契合的刑事程序等内容,这样的研究有利于降低犯罪的附随负面效应,使得社会更加和谐。     

浅谈“严而不厉”的法律思想

"严而不厉"与"厉而不严"是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所提出的两种刑法立法思想。前者的立法思想在最近新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严而不厉"的立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机能。通过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规定表明了我国正在从"厉而不严"法律思想向"严而不厉"这个法律思想转变。     

坦白从宽若干问题研究

坦白是我国刑罚裁量制度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刑法修正案(八)更是首次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进而,完整的在刑法总则中确立了“自首和坦白从宽”的刑事立法.笔者拟通过自首的基本原理及其司法解释进而推导出对坦白的认识,认为在认定坦白的过程中,应当从其本质出发,对行为是否构成坦白进行考察.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如何对“坦白从宽”这项法律规定进行理解和操作,还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拟围绕这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浅析我国社区矫正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修正案中对社区矫正仅仅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范围,这与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正式确立的需求相去甚远。探讨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现实困境．对于完善我国监外刑罚执行制度将有积极意义。文中结合现阶段社区矫正的司法实践,分析其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著作权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而传统的立法难以满足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的要求。在刑事保护方面,我国的立法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导致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日益猖獗,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新兴的侵权手段让刑法规定措手不及,让很多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针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侵权情形以及刑法适用进行研究,有助于使刑法对这一特殊环境中的著作权起到更有效的保护作用。     

论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刑事政策作为刑法的引导性力量,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刑法的不断修订及其完善;刑法作为保护人权的必然途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事政策的越界行为.刑事政策的非稳定性是由社会现实的变动性所决定的,刑事政策的相应调整必然引发刑法的及时跟进,由此决定了刑法的扩张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客观现实.二者在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状态下会产生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反之,则会导致恶的政策和法律出现.     

何谓黑社会性质组织？

根据现行法律和政策，现阶段我国大陆还没有出现黑社会犯罪，只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无疑，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名词。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了原则性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出台了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在实践中争议仍较大。     

刑事没收中涉案财物范围研究

我国《刑法》第64条是涉案财产刑事没收的实体法依据,但该条文内容粗疏,语义模糊,没收对象及其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没收适用混乱。应予没收的涉案财物应明确为违法所得、违禁品与供犯罪所用财物,且三类没收对象的范围亦应进一步明确。     

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发挥着重大作用。新刑法颁布之后,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化,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地位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和诘难．是否保留社会危害性概念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我国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的发展方向,并牵涉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     

论我国刑法平等原则的基础理论

作为保障我国宪法确立得以一致运行的基本法,刑法原则必须要与宪法原则保持一致。“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使用法律上任何人犯罪,罪刑一律平等原则”,其法源基础都是我国《宪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虽说有明律规定,但是对实质性是否平等学界也是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都聚焦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立法层面的平等,还是与司法统一的平等。针对目前依然存在的“同行不同性、罪刑不均衡、同罪不同罚”等违背刑法平等原则的情况,本文旨在围绕刑法基本平等原则,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其适用性提供理论支持。     

经济刑法立法模式探究

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关渉经济刑法规范结构以及与其他刑法规范甚至经济法律规范的关系,并直接影响经济犯罪预防的效果。我国当前以刑法典为主的经济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待时机成熟,可以采取单行刑法模式,附属刑法形式由于可能存在的部门立法问题以及刑法与经济法之间天生的工具价值差异,现阶段不宜采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台,既完善了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也推进了我国立法的国际化,但自本罪入罪以来,其功能并未被有效发挥。囿于本罪司法实践性不强,本文建议增设与本罪对应的行贿罪、明确"关系密切人"的范围、增设对国家工作人员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量化本罪的量刑标准,以期加强本罪的实用性。     

民刑交叉问题及诉讼程序研究

民法与刑法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对一种行为进行评估,这种行为必须根据不同的民事价值观和刑事价值观来选择;二是对一种行为进行评估,由于民法与刑法概念体系的不同,导致其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在适用何种法律评估时会产生差异;第三,对单一行为进行处理,从而决定民事和商业事务的适用或适用不同的程序。刑法的先后顺序是不同的。在处理民法与刑法交叉案件的过程中,司法内外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与第三审分离的客观情况导致专业法官的价值判断遵循不同的法律特征。同一概念体系在思维过程中缺乏相同的概念体系,导致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差异;而外部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官的不同。检察机关在处理民法与刑法的交叉案件中,权责不清,不同机关对司法管辖权的引导和协助作用有不同的认识。上述立场的不同,最终可能导致司法立场定位的模糊,消除司法在统一秩序中的作用。     

关于我国主刑的几点思考

对于犯人的刑法主要有死刑、自由刑和管制三种,我国法律对于死刑的具体实行方法的确定尚无具体的界定范围;对于自由行和管制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的认识和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规范和完善主刑的具体界定,以及更好地完成对于主刑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