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北宋政治

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北宋统治者在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的同时,对道教采取扶持和尊崇的政策,道教与北宋政治之关系十分密切.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和道教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     

北宋宰辅的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分析

北宋作为贵族政治的没落时期 ,其最高级官员宰辅的家庭出身呈多元化趋向。一方面虽然中央官员的后代所占比例仍较大 ,但出身社会中下层者也开始占据高位 ;另一方面 ,宰辅的入仕途径则愈益集中于进士科。析其缘由 ,约与北宋实行重文轻武政策 ,并以较为完善的科举制迫使官宦子弟遵循一定的入仕模式相关。是制度、社会与士人的良性互动使北宋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相对平民化有了可能。     

黄庭坚与《黄庭经》

黄庭坚,字鲁直(1045-1105),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任县尉、校书郎、著作佐郎、国史编修官等.他是北宋时期著名诗人、书法家;文学史上江西诗派最主要代表人物,宋书四大家之一;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时人并称"苏黄".他一生因家学渊源深厚,广摄道、儒、释之精养,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诗文创作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无不印上浓浓的道教痕迹.本文仅就黄庭坚由姓名及生活环境与道教的关系,以及他深受道教影响的一生略作简述,以求对全面了解黄庭坚有所裨益.     

道教人格的社会选择

杂艺、博学使道教保留生活情趣和学理探究热情;家境贫富的两个极端均有助于宣扬或论证道教对世俗功利价值的超越,增强道教的跨阶级吸引力;心智超常"神童"归宿于道教、暗示道教是个人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著名道教人物挫折很少、且挫折率与道教衰落呈高度正相关;在人格内倾/外倾比例上是32;长寿效应中以外炼为主导行为的两个时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北宋时期、高寿道士最多.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唐宋祭礼变化及实施考论

唐宋祭礼的变化及实施有三方面比较明显:调整了昊天上帝与五方帝的关系,五方帝地位逐渐下降;祭礼中的道教色彩大大加重,主要体现在皇帝图像进入道观,以及封禅礼、祈雨礼和国家礼文中都有了不少道教元素;皇权支配的祭礼体系初步形成,这主要是通过对礼文进行变动、在礼仪实施中兼采众家,以及赐额、赐号等措施来实现的。     

唐代安徽进士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当时科举科目众多,但最被人们看重的是进士一门。时人把考中的进士誉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设幕待明经”之语,足见登科进士的地位之高。安徽在唐代考取进士科的情况如何?过去鲜见论述,实为安徽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现仅依据有关资料,拟分淮北、淮南、皖南三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浅谈北宋的冗官

北宋的冗官颇为严重,由于冗官和冗军引起冗费,“三冗”成为北宋统治机构的三大弊端,对北宋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机构臃肿,闲官过多,这是北宋统治机构的显著特点。在北宋中央机构中仍保存着台、省、寺、监、院、部、司等唐和五代时期的机构。这些机关及其官员并不管事,只依品级领受俸禄,还保存着阶、勋、爵等名誉官衔,也只是领俸禄而不管事。实际管事的机构仅是二府三司,所谓二府,就是宰相所领导的中书省(称为政府)与枢密使所领导的枢密院(称为     

司马光礼学思想初探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 ,同时他还应该算是一位重要的礼学家。他的礼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其政治、史学和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司马光的礼学思想主要有三大基本特征 :一、强调以礼治国 ,重视礼的社会作用 ;二、重视民间家礼 ,强化宗族观念 ;三、兼顾古礼俗礼 ,缓步革新礼制     

试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矛盾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制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陆续颁行新法。 赵宋王朝积弊已久,变法以前就已有许多官员对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内外交困的状况表示忧虑,并试图革除弊政。王安石做鄞县知县时,“起提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仰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受到时人称赞。但后来变法为什么遭到朝野人士的一致反对呢?北宋重要的官员多为进士出身,应该说他们还是比较关心民     

试论北宋官员黜降后与仕途的关系

学术界对于北宋官员被贬以后与仕途的关系历来较少关注。通过对北宋官员黜降后仕途的研究,可以看出宋代政治制度的某些层面。本文从官员＂过犯＂对仕途的影响谈起,讨论在北宋官员被贬以后,还有许多途径可以与仕途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在生前的叙复、量移、自便、对移和死后的追复、追贬及配享上。与其他朝代相比,这些都体现出了北宋对黜降官处理的明显特色。     

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宋宫观官设置始于太宗,真宗崇道而增重其事,宫观官制度遂成.北宋前期,宫观官多由朝廷重臣兼任,经常参与宫观管理及道教活动,实理其事.熙宁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等原因,宫观官成为统治者用以"佚老优贤"、处置异己者的闲职.徽宗时,出现了挂空衔而食禄的祠禄宫观官与实理其事的兼职宫观官并存的局面.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其形成、发展、高潮均在北宋,南宋沿袭之.     

论北宋治河官员的选任与监管

北宋时期河决不断,治河活动频繁开展。为提高治河成效,宋廷对督导河役的官员制定和运用一系列较为严格的选任条件、考核标准和监察方式,从而明确其治河职责,规范其奖惩依据,借助于经济奖罚、行政奖惩等多重举措对治河官员加以严格考核与监管,保证了治河的顺利开展。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史.礼志》中的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的关系为：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国家多方扶持道教;道教积极参与国家礼制,道教回馈国家。此外,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极力尊崇道教的真宗与徽宗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     

金天会二年进士辑补

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见该书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所列天会二年进士中,刘、杨晖、张国正可作进一步考证。高似为天眷二年进士。毛询、毛评或许是北宋进士。马大中的进士身份可疑。马柔德应为天会四年进士。王尚智、韩渤、曹溥为金初进士,不一定是天会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道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运用大量史料对鲜为谈及的道教在云南传播与发展的历史作了说明。作者认为:道教在蜀中张陵创立五斗米道教时即已传入云南并对早期云南文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南诏、大理时期道教对云南的统治者及广大群众均有一定的影响,并经过云南传入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蒙元明清时期,道教在云南继续发展并衍生出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宗教组织;近代以来云南道教开始走向衰微。     

两宋刑部尚书人员结构考述——以判刑部、刑部尚书为中心

两宋时期判刑部、刑部尚书共162人。在籍贯分布上,北宋较为分散,以神宗朝为界,有一个由北到南的转移;南宋则相对集中在两浙、福建、江南3路。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出身者最重,占七成之多,其中又以进士尤盛。但没有"明法科"或"新科明法"出身者。就家庭背景而言,官员家庭者有部分出于司法世家,布衣家庭者在担任刑部尚书前,也大多有着司法历练。布衣家庭出身者比例略高于官员家庭。这种状况反映了寒门庶族由科举走入仕途,迅速成长为新的政治力量。这与门阀士族时期的政治格局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