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虚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坚持历史叙事"实录"性精神和确保历史事实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又使<史记>篇章简洁,结构艺术性强.     

《史记》引入人物自创诗歌之论析

<史记>中引入人物自创诗歌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这些所谓人物自创的诗歌在<史记>叙事和刻画人物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到司马迁引诗入史的动机及其诗学思想.     

司马迁的"自传"——《史记·列传七十》"自传"意识探微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书序,开创了我国古代传、序结合的自传创作方式.在人称、叙事等各个方面都对后人的自传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则是隐士自传的开山之作.二者对我国古代自传文学的发展都有"开源启流"的作用.     

《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论

虚实是我国一种古老的艺术辩证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史记>历史叙事中就有虚实艺术技法的大量运用,并且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虚写设置的多样性:通过旁人叙述、议论表现人物或事物而形成的虚写,运用概括叙述所形成的虚写,采用合理想象而形成的虚写等;二是运用虚实结合方法的多样性:以虚写实,以实写虚,虚实相间,虚实互见等.<史记>历史叙事虚实艺术技法的运用和创新,直到今天都还是空前的,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学习和借鉴.     

浅谈司马迁的礼制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讴歌正义,后人们对司马迁形成这样的认识:司马迁就是平民的大众的史学家,他和统治者是对立的.确实,司马迁曾无数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摇旗呐喊,但是不要忘了这焦灼的呼喊有一半忧的是汉家天下.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从宏观上为大一统的汉朝构建与之相应的文化层面的政治伦理秩序.<礼书第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价值观.     

《史记》传记人物悲剧论略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作了一系列主题集中、结构完整、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的人物传记悲剧.并深入挖掘了<史记>人物传记悲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及矛盾冲突的性质.司马迁对上述悲剧人物的推崇,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稀有的高度.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史记>人物传记悲剧中表现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塑造出一系列生动感人的悲剧人物形象.     

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

司马迁著作<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便是"成一家之言",<史记>成就了司马氏家族学术的"一家之言".在太史公父子的学术体系里,其"一家之言"与道家思想为同宗之学,因此,在<史记>中,道家哲学具有其他哲学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     

司马迁的死亡情结与悲剧意识——《史记》人物传记的死亡叙事分析

死亡叙事是《史记》的人物传记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本文主要从死亡叙事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创作观中的深层悲剧意识,看司马迁如何用文字绽放出绚烂的死亡之花。     

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司马迁构建完整性历史方法浅论

<史记>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而且也是我国古代史籍中第一部完整、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史书.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五体结构的设置、叙事时间的连续、社会历史生活内容的拓展和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刻写等途径和方法,构建了我国自黄帝起至汉武帝天汉年间止三千多年的完整历史,开创了史书多途径、多角度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先河,给我们的历史撰写工作提供了方法方面的借鉴.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诸子学说与庄子哲学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一时期,诸子学说形成争鸣之势.这种态势,对庄子人生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庄子>一书对诸家学说均有所吸纳,亦有所遗弃.庄子人生哲学思想既得益于诸子学说正面的影响,也得益于诸子学说反面的启示.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司马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囊括在不朽的巨著<史记>之中.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和广采兼容的文化观紧密交织,相得益彰.<史记>是在古代国家实现空前统一和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融合达到空前规模的汉代著成的,其政治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史记>如此杰出的成就,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在两千年漫长岁月中发挥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一直存在到今日.     

论《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

着力体现实录精神,大胆使用审美性修辞两方面统一在《史记》创作中,构成了其独有的叙事风格。司马迁不但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很好的实现了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而且通过文学的视觉完成了对历史的“思辨、复原和保鲜”,使《史记》真正走向了永恒。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以七十子后学散文为枢纽

先秦说理散文从<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发轫,虽然这些记言文还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其说理文字已具备论点、论据、论证等基本要素.春秋末年,说理散文作者由商周史官变为孔子师徒,著述模式由商周王侯卿士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变为孔子口述、七十子载之简帛,散文内容由政治评论变为阐述礼学,散文形式则逐步去掉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正式成型,七十子后学散文因此成为上承历史记言文下启诸子散文的枢纽.战国两百多年,诸子百家巩固并发展了七十子后学散文成果,对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各种散文形式都有较大的变革和创新,到战国中后期,以孟、庄、荀、韩文集为标志,说理散文从成熟走向辉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说理散文的典范.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理财思想

通过对<货殖列传>的深入分析可以知道司马迁的理财思想建立在中和先秦诸子思想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在宏观方面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在微观方面赞同商人合法逐利,并提出获得社会财富的具体途径.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文心雕龙·诸子》篇的特殊地位

<诸子>在<文心雕龙>五十篇中位列第十七篇,向来被当做二十篇文体论之一,只有范文澜先生提出<诸子>篇在<文心雕龙>整本书的结构系统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并把它与<宗经>并列,作为"文之枢纽"中的一员.本文从<诸子>篇的具体内容出发,从刘勰对诸子著作的态度入手来看待<诸子>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