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提辖官比较研究

“提辖”是辽、宋两朝共有的职官。以往的历史学著作（包括一些著名辞书）只研究（或介绍）宋代的“提辖”，而忽略了辽代的“提辖”。本文钩沉文献史料和博引考古资料，比照宋代“提辖”，对辽代提辖司的分布及诸提辖官的不同职能等，进行了详细考论     

“西夏人”及其姓氏——读史杂谈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所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立国以前,党项族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少数民族载入隋、唐、宋、辽各代汉文史籍中,党项人的概念很明确。立国以后,自号“大夏”,因其位于宋、辽之西,史称“西夏”,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西夏人”(或称“夏人”)一词。当其王朝存在期间,“西夏人”理应泛指其境内各族人,不必限于党项族,常八斤便是一个很好的例     

辽钱沿革再探

辽钱“大丹重宝”、“开丹圣宝”俱属早期初创之开国钱。就书体言,“大丹重宝”更早,或铸于太祖神册元年(公元916年)以前。“开丹圣宝”泉拓初见于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原钱一品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1985年6月参加辽金西夏元钱币学术讨论会期间,笔者曾赴辽宁省博物馆参观为这次会议设专馆陈列的四期钱币精品,内有“开丹圣宝”、“天显通宝”、“保宁通宝”、“大辽天庆”等稀有辽钱多种。据徐秉琨副馆长介绍,此“开丹圣宝”钱系清代古钱收藏家李佐贤(竹朋)故物,李氏《古泉汇》、《续泉汇》所收全部原钱,均归辽宁省博物馆保存。查《继泉汇·贞集卷一》云:“开丹圣宝钱,诸谱未载。按辽本契丹改称。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当宋太平兴国八年,复号大契丹。此钱文曰开丹,或取契丹开国之     

试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奖励学

一、奖励的含义和功能 何谓奖励?有人把奖励仅仅理解为颁发奖金、纪念品或奖章、奖杯、奖旗。这是不全面的。心理学认为,在行为发生后给予某种刺激,当这种刺激具有维持或增强行为倾向的效果时,就称之为奖励。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概念,我以为可对“奖励”作这样的表述,即社会对人们     

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恤措施

辽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水灾,包括洪灾、涝灾、雹灾、雪灾等;二是地震灾害;三是旱灾;四是虫灾。 (一)辽代的水灾类灾害。水灾类诸灾在辽代发生最为频繁,所造成的损失也最大。辽代的洪灾居水灾类灾害之首,史书中多有记述。如,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已北,水势无限”,洪水漫淹了大量的田园庄舍。“瓦桥”,即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当时为辽与后晋的边界。“瓦桥”以北,泛指辽的南京地区,即今京、津与河北中、北部地区。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年)十月,“辽瀛(今河北河间县),莫     

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勾沉

公元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初的辽代契丹人属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因而,他们的音乐文化便极富那一时代的北方民族之特色。本文试就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的根源、类型及特色,略加勾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一、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的“根”与“源”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体系的形成有自己的“根”和“源”。其一,建国前的契丹民族原始歌舞音乐即是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的“根”。契丹人在很早以前,就在牧猎生产     

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

辽是我国中古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而建立的一个统治王朝。辽统治我国北方二百多年,加上西辽八十多年,前后超过三百年,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过许多贡献。但是,辽代书禁甚严,史料流传无多;兼以亡国当时,遭到金人焚掠破环,以致“书简有缺”,“文献无征”;加之无人修史的时间仓卒和修纂者的潦草塞责,所以《辽史》的缺略谬误在《二十四史》中为最甚。因此,研究辽代的历史,只靠过去编纂的历史文献     

辽朝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因素补议

辽朝社会生活中渗透着大量佛教因素。辽朝妇女冬季以栝楼涂面,因其颜色金黄与佛像类似,时人谓之“佛妆”。辽人在家庭成员患病或临终时,会念诵佛经、举办道场。辽朝佛诞节庆活动呈现出浓烈的娱乐色彩,并逐渐向世俗节日演变。辽人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受到因果报应观念的深刻影响。考察辽朝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因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辽史补正三则》辨正

1982年第5期《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的马洪路同志《辽史补正三则》一文(以下简称“马文”),以为有需商讨之处,分述如下: 一、关于辽兴宗次女斡里太的公主封号问题。马文据罗福颐《辽左金吾卫上将军萧德温墓志跋》,谓萧德温之弟萧德良即《辽史·公主表》(卷六十五)中之萧余里也,这无疑是正确的,而对《公主表》所记斡里太“封郑国公主。清宁间,加长公主。寿隆间,加大长公主”的公主封号,则认为“清宁间应为齐国长公主”,“应于‘清宁间’下加注:徙封齐国,加长公主。或径补以‘徙封齐国’四字”。此种说法是否正确,实有考察之     

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

有辽一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史称“辽之内难,与国始终”。造成辽代宫廷变乱频繁发生的因素很多,就制度方面的因素而言,传统的世选制,契丹“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的婚姻制度、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构成了辽代内难发生的客观条件。     

论克烈人与西夏的关系

众所周知,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搜集了大量资料,证明了《辽史》中所记载的“阻卜”,在其他史籍中均被称为“鞍题”（达旦、达但、塔塔）。①而冯承钧先生则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辽金时代的阻【、,至少包括札刺儿、克烈、塔塔儿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儿勤、乃蛮等部落。辽代的北阻卜就是克烈部。②陈得芝先生则根据新的资料证明了阻卜p达旦,并且辽代人本身也称当时漠北的部族为达旦。他指出：《辽史》中有“北阻「”、“西阻！、”、“西北阻卜”、“阻卜札刺部”等等名目,可见“阻卜”（达旦）一名是对西北边境诸部族的总称,它包括许许…     

《辽史·百官志》辨误三例

辽代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①宫制也相应分为北、南两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对此,《辽史·百官志》分别记载北、南两面宫。其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错误百出。本文仅就枢密、宣徽、翰林三院作些考辨。     

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契丹族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开采矿石和进行鼓铸了。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对辽代矿冶业的创始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是《辽史·太祖本纪》:“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父也”。就是说铁冶鼓铸始自迭刺部太祖之父撒刺的。另《辽史·食货志》:“鼓铸之法,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从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代的铜、铁冶和鼓铸应是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计划的利用铜、铁之利。但是也有的认为辽代矿冶和鼓铸应是开创在太祖时期,即《辽史·太祖本纪》:“五年(911)……又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冬十月戊午置铁冶”。还有     

辽史外戚表新编

《辽史》外戚表序云:“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辽代后族外戚,于一代兴亡,关系甚巨,为史家所洞见.后族皆以萧为姓,实出不同族系,又多兼有汉名与契丹名.元修《辽史》,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兼采他书,译名互有异同.本纪列传或误一人为两人,重出迭见,或以两人为一人,强作说解.外戚表无旧表可据,杂采纪传,排比成篇,多称“不知世次”.辽人墓志近年陆续出土,足资纠补.但原表族系不明,势须改作.因著为新编,综考相关文献与石刻文字,梳理族系,辽代后族审密乙室己氏、拔里氏、述律氏、刺只撒古鲁氏四系家族世次,略可考见.穆宗后与圣宗齐天后家,文献缺略,先世不明,别列待考.新编不采旁行直上表格,分别族系,条列世次.编列诸人,各注出处,略考异同,以备参稽.事迹官阶,已见史传,不复录入,以求简明.     

辽上京遗址发现唐宋货币

不久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内蒙古辽金考古队” ,对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上京遗址进行了测绘和发掘 ,取得一系列新成果。考古专家运用先进的仪器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 ,完成“辽上京遗址等高线画”。同时考古人员在辽上京城南北大街的路面堆积厚达十层 ,每层都有文物出土 :有人面塑像、骑马俑饰件和各种建筑构件 ,有唐、宋、辽、金时期的货币 ,还有围棋子、扑满 (储钱罐 )、纺轮、梳子、镰刀等许多生产、生活用品。经考古发现 ,这条大街宽约 9— 10米 ,用“三合土”修筑 ,十分坚硬。在…     

契丹族的猎具

契丹是起自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天赞三年十月,阿保机猎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至十一月,“六百余里行且猎,日有鲜食,军上皆给”。说明狩猎在辽初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其后社会经济虽然渐趋封建化,但契丹族始终保持着他们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习惯。统治阶级酷爱游猎,“国主见汉使强袭衣冠,事既竟,即幅巾杂番骑射猎矣”。一部《辽史》,有关渔猎方面的记载不胜其数。解放以来,在辽宁出土的辽代文物     

西夏史如何走进“大宋史”

中国 10 - 13世纪的历史 ,学者们通常把它划作宋、辽、夏、金史分别研究 ,这种分工虽是自然形成 ,但行久渐生弊窦 :学者自限封畛过严 ,通识互补不够。此弊以西夏史研究最甚。宋史学界的前辈、名家邓广铭等曾提出“大宋史”的思路 ,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宋、辽、夏、金史打通研究 ,从而推进了此段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西夏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分别和宋、辽、金史交织在一起 ,非通识不能措手或深入地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 ,其主要标志是边疆地区辽、夏、金等各少数民族社会先后步入了封建化。宏观地把握这一历史大势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 ,更需要宋、辽、夏、金史学者通力合作才可完成。西夏史的研究也可由此纳入中国通史的研究而得到长足发展。     

钩沉石刻文字 细写佛教文化——略评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由于帝王后妃、王公大臣的极力提倡和尊崇,有辽一代佛教盛行,不仅宗派众多,塔庙林立,而且僧侣数量猛增,香火鼎盛.可以说,佛教及佛教文化对辽代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探讨辽代佛教文化就成为辽史研究的重大选题之一.自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辽代佛教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所援引的史料多为有限的传世历史文献以及少量的出土石刻文字,因而,限于史料缺乏,学者们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的范围仍比较窄,存在不少空白之处.     

辽代佛教赈灾济贫活动探析

辽代佛教盛行,以寺庵僧尼和在家居士为核心成员的佛教徒们,当某地出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之时,经常会以施钱舍财、义仓放粮、“无遮会”饭、铺路修桥、发药疗疾、义冢掩尸、祭龙祈雨等各种形式赈灾济贫,救助饥民,由此,亦形成了这种种配合官方赈灾并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民间公益之行动。辽代民间佛教赈灾活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与其持有源于佛教教义的“慈悲济世”之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雍熙北伐分兵几路?

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年)大举伐辽.最近,李一氓同志在《读〈辽史〉》一文中(《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认为是“宋五路攻辽”;常征在其《杨家将史事考》中,也认为宋军兵分五路,北攻辽朝.雍熙北伐究竟兵分几路?常征说,除了山西、河北三路宋军攻辽外,还有高琼“曾率水军浮海北攻平州,并占领今滦河下游及秦皇岛地区,为北伐中宋军重要的一路.史传疏漏其事,而观于《辽史》,其军事行动曾严重危胁契丹,故肖太后曾派重兵御之也.”考《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三月十四日,“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守”;又《耶律化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