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中的垂钓意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垂钓很早就具有符号化意义 ,表达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垂钓意象在唐诗中得到集中而广泛地表现 ,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 :一为归返自然的放旷闲适之趣 ,一为高蹈志趣的呈示。     

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

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历来为古代文人所喜爱。渔父本身所承载的闲适、放达、孤傲等诸多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折射出了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贯穿着文人出世入世两种人生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儒道合一”的特性。研究渔父意象,对剖析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浅论中国文学中的渔父形象

频繁出现的渔父意象,是中国文学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古代文人笔下的渔父纷繁复杂,既有超脱旷达、恬淡自适、乐山爱水的隐逸者,又有怀才不遇、苦等时机、期待一飞冲天的垂钓者,还有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侠义者.林林总总的渔父意象,寄寓着无数文人的梦想,勾勒出古代文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诗·郑风》意象简论——《诗·郑风》意象及其意象经营研究之一

<诗·郑风>的艺术成就与其意象经营艺术分不开,<诗·郑风>意象生成既是先秦"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观念下的自然产物,也是郑地图腾和原始宗教的产物.它们或由意生象,或由象生意,具体而言,<诗·郑风>的作者或借助文化传统构建意象,或利用汉语谐音、多义而生成意象.<诗·郑风>意象艺术给后世对<诗·郑风>诗歌主旨解读及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隐逸文化

正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隐逸文化时常通过借用渔樵题材在绘画中来表现,指向那些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间、与万物冥合远离人世纷扰的理想生活状态,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绘画史中不难发现。通过渔樵这一形象(尤以渔纹最为多见)来表达一种隐逸情怀,通常以作垂钓状的渔父或作捕鱼状的渔夫来体现,他所连带的想像总是那样另人心驰神往,简直成为了隐士的代名词。     

《诗经》中的“月”意象浅论

<诗经·月出>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以月为意象来喻美人、寄情思的传统,在诗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对后世的"月"意象的丰富与深化有着开拓意义,从而使古代诗歌中的"月"意象有着不同的审美内涵.     

《千秋雅调》与清初江南隐逸风气

<千秋雅调>,是清初一部著名唱和词集.王晫50寿辰,赋<千秋岁·初度感怀>,有214位词人参与唱和.寿主王晫与唱和词人多为江南隐逸之士,他们的唱和词中,体现了隐逸生命精神,<千秋雅调>足以证明.清初江南存在一个隐逸群体,当时的隐逸风气十分盛行,这主要是由清初政治现实和江南独特的生活背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幽独自得的硕人 --再释《诗经·卫风·考槃》

<诗经·卫风·考槃>是隐士抒怀明志之作.诗篇具体生动而全面地描绘了隐士的生活情趣,突现其幽独之乐、拔俗之标、坚隐之节,表现出旷达闲适、和乐静穆的情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对后世隐逸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     

浅析古诗中的月亮意象

意象是文学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月亮情结在中国文学和民俗中普遍存在．且在华夏民族心理中被一贯认同。月亮意象在古典诗歌中表现为乡思、别离、隐逸、幽怨、闲愁、相思等六种主要类型。探讨古典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古典诗歌的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     

宋初山林隐逸的精神转向与理想人格的重构

宋代士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迫切要求重建价值体系，重构理想人格。在这一重构进程中，宋初隐逸诗人群体率先进行了排除功利、融通仕隐的隐逸尝试，在追求闲雅怡然、任情淡泊的审美化人生中，塑建了兼容道义又保持个体独立的理想人格，使山林隐逸精神较之唐末五代发生明显的转向，并对仕宦群体吏隐的人格取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陆龟蒙隐逸题材小品

晚唐小品作家陆龟蒙在长期的隐居生涯中创作出大量隐逸题材的小品。综观其内容,或借评价历代隐逸高士的事迹表达自己的高洁人格与隐逸情怀;或展现自己饮酒、读书著述、品茗、探胜、垂钓等高雅的隐逸生活情趣;或通过影射利令智昏、堕入统治阶级欺骗罗网无力自拔的利禄之徒,以彰显自己坚守洁品的隐逸之志。陆龟蒙的这类小品,兼具犀利冷峻、疏淡自然与沉郁哀婉等多种风格,不仅丰富了陆龟蒙自身小品的内容,也拓展了晚唐小品的题材领域。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白居易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典型意义

在中唐文化转型过程中,白居易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学术意义上讲,他将儒家诗歌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体现在他思想特征、处世态度、平民人格和生活世俗化倾向、诗学观念等方面。白居易思想上的三教融合、处世态度的"吏隐"、生活上世俗化的倾向、诗学观念上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等,使白居易成为中唐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

方干被称为一位“不识朝、不识市”的高隐，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年及中老年时曾在睦州故乡和镜湖过着隐居生活，但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曾多次应举求仕，却屡遭挫折，一生始终未能抑制住为求仕而躁动的心。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他感叹愤激，不时地唱出了似若敝席功名、豁达自处、甘于隐退的诗句，然而这正是他急于求仕而不得时发出的心声，表现出不甘于隐逸而追求入仕的微妙心态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