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流派：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研究

对于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而言,治水及水利管理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是关涉社会管理体系乃至国家体系的大问题。正是在强调水利与国家、社会整合这个层面上,对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冀朝鼎的“水”与“基本经济区”、弗里德曼和巴博德的“水”与“宗族社会”、杜赞奇的“水”与“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等进行一一梳理,全面回溯水—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的诸多理论,对我们深入地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学术史的认识价值。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

村民自治建设的制度性缺陷在于忽视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公共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方式,它对公共权力的授权和使用都具有独立的约束力量.在我国农村,并不缺乏发展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和基础,国家应该给予很好的挖掘和培育.本文剖析的J村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公共空间在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以及对村民自治建设和村庄发展的意义.     

被塑造的产权——兼论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可能的

农民对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集中表现为对土地调整的强烈诉求.但是,随着村庄利益分化的加剧、村庄治理环境的改变,30年不变的政策逐渐具有了被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显然,这种土地制度形态的形成并非是农民基于生产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这种产权的建立方式在完成国家总体战略的同时,也有脱离农村社会的危险.为此,土地制度转型需要以时农村社会的理解以及农民到底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

当前,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观念转变上。本体性价值是指人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社会性价值是指人与人交往中的行为意义。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辽宁省大古村农民的慎终追远、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被动摇,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道义观也受到"气人有、笑人无"等负面社会价值观的严峻挑战。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进一步增加,村庄的负面因素很可能破坏村庄的团结,致使村庄共同体解体,以至村庄呈现原子化状态。当然,农民价值观的失落也与政策失误,如丧葬政策的失误有关。因此,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加强农民价值观建设;同时也要重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等问题,为搞好乡村治理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持。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民国年间中国部分社会学家所经历的“内在转向”使得当代社会学者在重新解读他们的研究文本时需要将学术史同其所处的社会史结合起来分析。本文即以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切入点,将乡约之“乡”和“约”拆分为“治理单位”与“治理规则”两个维度,一方面解析作为“治理单位”的“乡”与“治理规则”的“约”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另一方面则探求杨开道对历史脉络中的乡约展开研究所指向的民国地方自治实践,分析杨开道对地方自治基本单位和自治规范的思考以及这些思考背后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将学术史的阐释与社会史的解析进行融通,探索一种理解学术观念生成过程的研究路径。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家电下乡政策实施的问题分析——基于武汉市的调查研究

家电下乡政策是国家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扩大内部需求、激发农村消费潜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对湖北省武汉市若干村庄实地调研所获的189份问卷为研究基础,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从国家、企业与农民三者的社会交换关系层面,分析了家电下乡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相关决策部门的进一步政策调整提供经验支持。     

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英文)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研究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研究得到了深入和系统的发展,并对各个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国家为何”,“国家何为”以及“国家何以为”三方面的问题梳理已有文献.在关于“国家为何”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四种研究路径；在关于“国家何为”的文献中,围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应该以及实际扮演的角色,研究者日益开始注意到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抛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形成了市民社会研究、农村选举政治研究以及发展型国家研究三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在“国家何以为”的文献中,“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强调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对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针对中国政治的有关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的研究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知识、策略及权力关系再生产对鲁西南某景区开发引起的社会冲突的分析

对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二是村庄与乡镇间的冲突;三是干群冲突;四是村庄“两委”(村民委员会和党支委)间的冲突;五是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此外,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农村社会的文化冲突。但上述研究侧重于冲突的发展及冲突的解决,对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冲突过程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均不够关注。张静和孙立平等人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农村的社区冲突。张静(2000,2002)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国没有完成,因此,既没有构成强大的约束…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基本单位的研究

国内外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表明,从生态学视角进行创业问题研究具备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目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构成要素与运行机制,普遍缺乏实证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这是测量基本单位的界定不清导致的.该文通过生态学理论及对创业活动的重新认识,构建了创业生态系统演化基本单位的概念,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活动主体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并以演化基本单位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竞争机制的阐述为示例,对演化基本单位的研究意义进行探讨,最后,对演化基本单位在创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转型期我国政务诚信研究述评

政务诚信作为一个政府应坚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底线,它不仅表征着一个国家、政府和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及其程度,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政治文明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在当下的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务诚信已关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以及执政能力的伦理基础。良好的政务诚信对于整个社会诚信的建构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农田水利事业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关系重大。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努力,清代陕西在农田水利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从大到灌田万亩以上,小到灌田数亩的各种水利渠堰都有较大发展,其中灌田数百亩以下的小型灌溉堰的发展最为突出;此外,由于陕西省各地水资源分布的差异,清代陕西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关中和陕南,而陕北的水利事业比之以往也有较大发展。     

社会控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安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发展和进步的基础。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它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研究社会控制问题必然要涉及到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与开放、政治民主、思想解放以及两个文明建设等问题的关系。1.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建设中社会控制的指针和基础。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控制的方向和目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控制的根本保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社会控制的理论基础。     

冲突现实中的和谐理想——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研究

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的社会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豪斯积极探索,努力构建超越社会冲突的"和谐"理想,对社会和谐的基础、和谐的内涵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的方式等都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其提出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张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不仅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维度.     

低度耦合：少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与村庄社会基础的耦合性困境——基于西南两个村庄的调研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三农”工作进入了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在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村庄产业发展项目多以失败而告终,表现出多元主导下的产业实践同质性与产业实际发展的差异性要素需求相矛盾、产业实践阶段性与产业实际发展的长期性相矛盾、产业实践低水平性与产业实际发展的高技术性相矛盾三类困境。以产业发展困境的表现为启示,结合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及孟德拉斯等学者的社会基础理论,以西南两个少数民族村庄的产业发展实践为例,对产业发展与村庄社会基础之间的耦合关系展开分析,发现少数民族村庄的社会基础呈现出维持型保护的特征,具体体现在自给性的低水平农业生产、保护性的社会结构、保守性的文化结构、维持性的人力资源状况四个方面,村庄产业发展实践与维持型保护的社会基础性因素呈现出低度耦合的关系,导致了产业发展项目的失败。为了提高产业发展项目与少数民族村庄社会基础的耦合度,可以在产业发展实践前加强项目分析、在产业发展实践中重视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在落实文化教育政策、注重培养返乡人才等措施上做出改善。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启示我们:市民社会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辩证对待市民社会的生长,充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