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生育外部性及生育成本分析

生育虽然是一种家庭行为,但它同时也是具有外部性的社会行为。生育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两部分。由于家庭在生育决策问题上很少考虑社会成本,导致家庭生育意愿与社会需求不一致。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将部分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是实现调节生育行为的必要手段。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

在实行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生育水平却持续下降。女性生育间隔扩大,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探明造成生育间隔扩大的影响机制,是理解我国近年来低生育率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对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否显著缩短二孩生育间隔,以及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阻碍和推迟二孩生育的原因,为制定生育友好型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Cox回归模型验证了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Cox回归结果显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能降低女性生育二孩所需承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缓解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显著缩短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城市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占用时长起正向调节作用,祖辈照料支持对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工作占用时间更长的女性二孩生育间隔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城市女性生育直接经济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高女性间接生育成本更高,工作占用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越强,祖辈照料支持对这些女性生育时间决策发挥更大影响。建议充分认识家庭中祖辈提供照料支持对生育的促进作用,针对二孩生育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优化...     

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再分别从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几个方面量化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性别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二者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性别作用抵消了间接成本和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适龄生育家庭生育意愿仍不高,其中生育成本居高不下是主要影响因素。科学评估二孩生育成本,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摊机制是落实全面二孩政策和把握未来人口变化形势的关键。本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分类加总的方法测算广州、重庆、武汉、南昌、潍坊和玉溪生育二孩的基本成本。广州、重庆和武汉生育二孩基本成本均超过70万元,其中广州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最高约87万元,南昌和潍坊生育二孩基本成本也达到50万元,在二孩生育成本中教育成本所占比重较高。分析生育二孩基本成本分摊现状发现当前二孩生育成本严重私人化,政府和社会对生育成本分担较少。为减轻家庭生育二孩负担,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构建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多元参与的生育分摊机制,明确各自主体责任和义务,推动和实现二孩生育基本成本分摊社会化。     

The influence of wives’ and husbands’ fertility preferences on progression to a third birth in Nepal, 1997–2009

As couples across the globe increasingly exercise conscious control over their reproduction, both spouses’ family-size preference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their fertility. Using couple-level measures of rural Nepalese spouses’ family-size preferences and more than a decade of monthly panel data collected subsequently on fertility outcomes, we investigate how both spouses’ preferences influence progression to a third birth in a country where the widely professed ideal family size is two children.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based on women's relative disadvantage, we find that it is wives’ preferences that drive couples’ progression to a third birth. We find also that the influence of wives’ preferences is not explained by contraceptive use but that this influence is moderated by couple communication about family planning. Wives’ preferences drive progression to a third birth among couples who had discussed how many children to have.     

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大规模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以及我国差异化的人口控制政策,必然使政策生育率上升。其后果主要表现为：一、理论上每年出生人数增加约160万。使我国人口峰值提高了约4800万;二、弱化我国人口政策的区域差异所导致的人口素质“逆淘汰”,加快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三、城镇将出现大量的“四二一”家庭,而且家庭空巢阶段也将提前到来,空巢家庭比例快速上升。     

Migration, fertility, and state policy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Despite China s one-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he nation experienced a slight rise in the birth rate in the mid-1980s. Many observers attributed this rise to the heightened fertility of those rural-to-urban migrants who moved without a change in registration (temporary migrants), presumably to avoid the surveillance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at origin and destination. Using a sequential logit analysis with life-history data from a 1988 survey of Hubei Province, we test this possibility by comparing nonmigrants, permanent migrants, and temporary migrants. While chang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iming of first birth and on the likelihood of higher-order births, migrants generally do not have more children than nonmigrants. In fact, migration tends to lower the propensity to have a child. More specifically, the fertility of temporary migrants does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at of other women.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

苏州市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苏州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使得政策生育率自然升高,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试探将婚育人口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等因素纳入预测模型,以期使得预测方法和结论更加准确.文章认为,未来15年苏州政策生育率上升0.415,而考虑婚育意愿后,现实的生育率上升仅0.23,终身生育率仍在1.5个以下,人口再生产将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Maternity migration’ and the increas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Hong Kong SAR

The sex ratio at birth (SRB) in Hong Kong SAR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s recently increased dramatically. Using a data set (N = 850,331) of all recorded births in Hong Kong between 1995 and 2009, we calculated SRBs by parity and immigrant status.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strong son preference among Mainland Chinese who have travelled to Hong Kong to give birth, especially at parity two or abov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show that this tendency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among more affluent couples and remains strong even among Mainland Chinese women resident in Hong Kong for any length of time. The SRB of Hong Kong-born couples, though elevated at higher parities, is less skewed. Hong Kong has been serving as an outlet for ‘elite’ Mainland couples to circumvent family planning restrictions. The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e advantages of a wider set of immigrant variables over a binary construct.     

湖北省人口婚育状况调查分析

根据“2007年社情民意调查”的数据对湖北省样本人群的婚育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样本人群的初婚年龄普遍提高,在婚居模式的选择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愿意婚后独立居住;在对生育意愿的调查中,多数受访者想要生育2个孩子,其比例达到68.2％,但超过一半以上的样本人群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性别偏好;在影响生育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在逐渐降低,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多的受到文化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