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家政学学科自主性的思考

家政学在现代和谐社会的形势下,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但是,家政学在学科建设中,在获得其自身独立性的方面,仍面临着许多困难。本文从家政学研究对象的建构、学术剀度对家政学判定的标准以及家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试图说明家政学学科在获得学科自主性上所遇到的困境,引发对家政学学科自主性的一些思考。     

自主性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想象

恢复和重建30年以来,中国内地社会学学科是在"知识的逻辑"与"知识的社会逻辑"之间的基本张力下展开自身的学科想象的.其中,"社会合法性"自始至终都成为评价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这使社会学学者自觉地将"推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合理化进程"作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知识论预设加以接受.而随着国内社会学学科日趋成熟,社会学学科的"自主性"诉求以及由此带来的"为社会学而社会学"的"知识合法性"原则应当被进一步强调,并被整合进国内社会学共同体的学科意识中,构成学科想象的多元维度之一.     

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双重价值维度

在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谋求如何规划和坚持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 ,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的关键时刻 ,江泽民同志创造性的将民主理论运用到了国际关系之中 ,提出了国际关系要民主化 ,并以此作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基石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江泽民同志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具有民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双重价值维度 ,既是民主理论的重大突破 ,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跨越     

脱胎与成长：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关系之探讨

国际关系理论被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赋予极高的意义,但却与其尴尬的学科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学科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国际关系脱胎于政治学理论之中,并在学科意义上依附于政治学理论这一学科。但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形成与日益成熟,以及国际关系学者的不懈努力,国际关系理论正在成长,并在学科意义上渐渐脱离于政治学理论而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这里笔者将主要从历史现实、理论传统及现实需要三个角度来阐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系。     

反思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史

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凸现了不少问题,很多问题与人类学学科的独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及时地对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反思,对于人类学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和谐社会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内在地包含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而充分发挥国家自主性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自主性的弱化趋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重建国家自主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在深入推进行政改革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致力于国家自主性的重建,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思考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虽有为数众多的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也有若干种具有较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国别文学史,而没有作为学术专著的、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总结的、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通史类著述。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指出,应当编写一部综合性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表明,编写这样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很有必要。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史著述,也可以称为“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这种外国文学史在篇幅上应当是一种大型的、多卷本的、纵览古今的著述,在内容上应当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编写观念上应当体现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为人类语言艺术的发展立传的意向,其作者队伍则应由素有研究的学者构成。我们呼唤这样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早日问世。     

学科史写作的难度与标准——评近年出版的四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著作

学科史写作成为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四部学科史著作的问世,引出了对学科史写作的有关思考.衡量一本学科史著作的标准,首先是要求搭起历史的架构,其次是要将历史的面貌细致地描绘出来,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精当的点评,最后要对历史进行总结和提升.     

花蕊夫人宫词的独特价值

《全唐诗》收录花蕊夫人的宫词158首,这些官词的内容皆为作者的所见所闻。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后蜀的宫廷生活,具有哀怨和欢快的双重格调,间接地抨击了不合理的妃嫔制度,为后人进行宫廷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历史资料。同时,她还很善于用白描手法安排琐事入诗,其宫词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     

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对外交往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文化外交是促进民族国家间了解与合作的重要途径,是一国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方式,文化外交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资源,它对提升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具有其独特价值。我国要重视并不断加强文化外交,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竞争力,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九华山佛教诗歌及其独特价值

统一新罗王子金乔觉于唐代来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栖止于九华山修行,当地百姓为其集资建化城寺,金乔觉于此潜心苦修,宣扬佛法,直到圆寂,后被中国人称为地藏菩萨。九华山因此成为我国四大佛教道场之一,后世文人墨客如李白、王十朋,诗僧泠然、宗杲等创作了一些寺景诗、禅意诗、僧事诗、赞颂诗。通过对这些诗歌的研究,不但能够体会到清空、安宁的诗歌审美效果,也因为金乔觉的“在场”,使人能够通过对金乔觉的联想,更加感受到九华山佛教诗歌的亲切感人,从而认识佛理、思考人生,提升精神境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课程问题

虽然"学科"一词本身就具有"课程"的含义,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源头,本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正式成立后和课程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却忽略了课程这一重要环节.现当代文学课程在目前又遭遇到边缘化、相对滞后于学术研究、人文性质不足等许多问题.因此亟待学界加以重视和讨论.     

中国城市史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城市史学科是一个新兴学科,其研究队伍处于年轻化、高学历化、高职称化的态势,其研究机构和学术团队建设在近年得到较大发展,新型人才培养也得到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中国城市史学科在“十三五”期间有很大发展,不仅突出表现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中国城市史课题远超“十二五”期间的立项数,更表现为发文量和专著出版有着较佳的表现。基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组织的“十四五”规划调研所获相关数据,结合文献资料,文章对近年来中国城市史学科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进行了分析,对未来的前沿问题和重点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     

论少年法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价值

少年法的发展历程具有独立性与综合性,其发展趋势为独立的特殊的部门法。部门法化是少年法改革的顶层构想,是促进少年法自我改善、自我进化的符合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时至今日,少年法学的学科性质应当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部门法学。少年法学的学科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价值,即对自身理论系统的完善以及对少年法实践的促进,还在于其衍生价值,即对相邻部门法学理论的完善以及相关实践的促进。     

文论史编撰的学科认知与方法论省思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体系是借鉴域外理论观念,辅之以对传统史料的搜集董理,在中西兼容的阐释与诠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天然被规定了必须处理好"古今"与"中西"两对矛盾,并以辨明中西之间的异同为职志。在实际展开过程中,无论"别异"还是"求同"的研究如今都倍感滞重,它们或仅停留在具体名言的疏通、诠释甚至古文今译,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趋势;或远离传统文论的潜在特质,而流于对外来理论的因循比附。有鉴于此,突破观念史的局限,引入"总体史"的维度,以充分汲取多元文化、文论及一切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理论资源,在"古今"与"中西"的颉颃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独到回应,无疑是激活传统,构筑更为开放平衡的"整全"的理论系统的有效途径。     

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关系学科思想研究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日益引起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我国学界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和进步。目前的这种发展势头无论是对我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还是学科建设而言都很有意义。“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对此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很多观点即使对于我国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不无裨益。在我国目前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的作品中,对布尔这方面思想和贡献的介绍还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梳理和介绍,并探究其对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当下意义。     

教育活动史与新时期教育史学科体系的重构

传统教育史学科建设中以制度史、思想史为主体的二分法,难以包容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局限性日益体现.教育史学科体系三分法新构架的提出,指明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纳入历史研究视野的教育活动史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力图使教育活动史与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一起共同成为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史纳入教育史学科体系,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教育史学走向,加强史学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联系,还会更加关注微观问题,带动教育专史发展,对丰富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国际关系历史规律的社会科学尝试——问题、理论视角与方法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作为历史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国际关系史。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执着于"解释历史",而不是"理解历史"与"描述历史"。他们不仅会探索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而且会致力于探寻有较广适用范围、简约与精确的规律。在对国际关系史提问的时候,社会科学学者倾向于提出"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他们也更愿意从历史比较中提出问题。在对待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即便是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会将国际关系的历史素材嵌入理论,包括宏大理论与中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不是在用史学方法,而是在用社会科学方法,来寻找国际关系史中的规律。无论经过多少次检验,使用多么精致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史上的同一问题往往都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找到迥异的答案。这些不同的回答往往都能找到历史证据支撑,都会有它们各自的追随者,也都会经历兴衰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