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想象的共同体”与美国族裔作家的叙事策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是西方民族主义建构论的代表,强调从文化意识层面建构民族主义。美国主流文学扎根于欧洲文化,带有白人身份的优越性。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国文学的边缘地带,他们被消音、被沉默,文学评论家也是以一种审视异族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作品。在此背景下,少数族裔作家不断奋争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寻求自身在美国文学的地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叙事策略对三类少数族裔作家发声的功用,以及如何利用“故事”构建自我在美国文学上的声音和身份是文章讨论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民族主义建构的“异质同构”性。     

《路得记》的叙事空间与隐喻书写

《路得记》是圣经文学中短篇小说的佳作,其严谨的结构和鲜明的形象历来被人们称颂。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结合了不同的叙事空间,它通过文本表层和深层结构展示了希伯来人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显示出蕴含在其中的文化象征与隐喻,从而体现出圣经叙事的历史书写与神性隐喻交织、文学叙事与伦理教化结合的独特风格。     

沈从文短篇名作《夜》的隐喻内涵与叙事构成

沈从文擅长在复杂的时空关系里建构故事，“夜”作为自然时空是故事展开的场景，作为人类精神和观念化的心理时空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从而，传达了这一时空形式背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死亡时的一声不响”。     

论《红楼梦》贾雨村诗与联的叙事语法隐喻系统

篇章叙事话语既是一个闭合的也是一个开放的语符系统。通过描写分析《红楼梦》中贾雨村在中秋之夜吟诵的诗、对联构成的话语片断,揭示了这一特定语符系统的结构、功能。据此旨在说明,篇章语符构成的句段、联想关系作为叙事语法是与特定语义系统相结合的。语符结构关系构成的叙事语法可以被赋予概念隐喻、结构隐喻和篇章隐喻功能,三者一起构成了叙事语法隐喻系统。这样的研究思路对于探索汉语篇章语义生成过程与模式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价值。     

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隐喻与政治——“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隐喻思维透视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语言系统的再生机制,语言隐喻本质上是隐喻思维在语言中的表现。隐喻思维是对变化中的现实进行概念化的重要工具,人们通过隐喻理解抽象概念与复杂状况,因而隐喻思维广泛应用于政治实践,为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新的思路。本文结合认知理论,从语言学角度对"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蕴涵的隐喻思维进行解读,认为目前美国外交正处于调整期,外交政策趋向强化单边主义,这一变革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古希腊陶绘的图像叙事及其话语隐喻

古希腊陶绘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形式。陶绘通过视觉语言,呈现剧场化故事,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图像叙事方式。陶绘通过图像叙事,不仅传递可视化的信息,同时传达出古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有着特殊的话语隐喻。图像凭借独特的构成要素传递信息,形成一种图像文本,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神话传说文本、陶绘图像三者在语义层面的互释。陶绘的图像叙事所呈现出来的内在张力和深层学理机制,可以为我们解读图像叙事及其话语隐喻提供新的思考空间。     

《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叙事空间的想象和隐喻

伊卡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是一部语言精练,风格独特,结构新颖,意义深远的作品。新奇的叙事策略是现代文学的艺术范本,充满想象的叙事空间是对后现代城市的反思,寓言式的书写是对文学语言的隐喻。《看不见的城市》启发人们的想象,带给读者哲思。细读此作,不仅可以看到卡尔维诺的小说艺术追求,亦能知晓其文学理想和文学期盼。     

“缺失”的表征与隐喻——论新时期以来的傻子叙事文本中的傻子特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傻子叙事。傻子视角叙述是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通过对此类文本的平行解读,旨在论述蕴含其中的文化隐喻,并尝试概括傻子叙事的表象特征及其弱势地位。     

现代图像叙事的隐喻机制及其话语生产

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图像符号表征的常态策略,隐喻超越传统修辞场域的视觉生成不仅取决于热奈特、伯克的修辞学拓展,同时奠基于巴特图像修辞观的正式确立。而作为现代图像符号的意指实践,基于形式相似基础上的联想机制、意指生产的公约机制以及符号意指的情境语境成为现代隐喻视觉生成的内在动因。视觉时代图像主导范式的确立、技术媒介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与消费意识的渲染则成为视觉隐喻现代扩张的外在推动力。正是内外动因的协力塑型了现代视觉隐喻的常态范式与意义供给,也为当下视觉研究的"向内转"提供了一定的理性思考。     

无声胜有声——《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事技巧

文章基于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分析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述技巧。《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关于大流感的直接叙述寥寥无几,表面上大流感的叙事声音近乎为零,但波特通过对叙事视角、顺序和时距的巧妙运用使文本处处潜藏着对大流感的讲述。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瘟疫叙事技巧不仅能够彰显波特叙事手法精湛,真实展现大流感给人民带来的生理、心理双重痛苦打击,而且也能够给予后疫情时代下的当代读者启示。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政治隐喻的主观性解读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法的隐喻,因其独特的体验性,会经常成为政治家们在政治中的运用。这里通过对两位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所使用的政治隐喻的对比研究,分析和揭示隐喻主观性对表达说话人的情感、视角和认识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籍以提醒人们加深对隐喻本质特性的认识。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傲慢与偏见》的叙事策略

《傲慢与偏见》通过多种形式反映现实、揭示真理、反映人生。小说通过叙述对象家庭背景的选择、具体婚姻场景个案的选择、人物性格心理个案的特定选择,来反思社会秩序的重建,认为制度因素关系制约人际关系、婚恋过程中的非理智行为影响交往的理性、个性心理影响主体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