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英语自由诗体内在节奏表现手段

自由诗体是现代英语诗歌的主流形式,以其自由多变的句式和音律吸引着诗歌创作者.现代英语诗歌中的名篇均采用自由诗体形式.由于自由诗体抛弃了传统诗歌由相对一致呆板的节奏和韵脚安排,转而追求内在节奏,所以对自由诗体内在节奏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英语自由诗体内在节奏感的表现手段,并通过自由诗体中的几篇名作详细分析内在节奏表现手段的功能.     

船山诗歌文体观探析——以诗歌评选为中心

王夫之的三部诗歌评选在编选与评论上都体现了其诗歌文体观念,本文从诗体分类、诗体发展演变、诗体体裁特征三方面探讨了船山诗歌文体观之内容与特点。     

元稹的诗体理论

中唐是唐诗理论的总结期,也是诗体理论的相对成熟期.在这方面,元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敏锐的诗体意识对初、盛唐以来诗歌创作“体”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总结,为唐诗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元稹将唐代诗歌分为乐府、古体、近体三种诗体,他对乐府诗和近体诗理论贡献较大.元稹的诗体理论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他的诗体理论中有明显的“尊古轻律”思想倾向,其本人的诗体理论与创作实践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元稹诗体理论的矛盾是他本人思想矛盾在其诗体理论中的反映.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戴望舒:自由诗成熟的新界标

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灵魂,也是中国自由诗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他突破＂新月＂派的格律主张,将重心转向探寻诗的内在情绪和内在节奏,变格律美为旋律美,注重日常语言的运用,创造出了一种既有情绪节奏又有回荡旋律的具有散文美特征的自由诗体。这种诗体,是对＂五四＂以来自由体形式探索的一种新的提升;而他的以情绪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则又是对新诗美学原则的一次科学性总结和本质性阐释,对现代汉诗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京派作家的文体探索——以小说为论述重点

京派作家在写作观念上具有鲜明的学院特色,具体表现就是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文学意识,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实践中,他们以可贵的文体意识和积极的文体实验加强新文学建设,这种摒弃商业和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干扰、着力于文学内部体系构建的文体观念是京派作家学院精神的重要体现。京派作家对小说的文体实验首先是淡化小说、散文、诗歌三者之间壁垒的文体界限,将散文、诗歌中的有效元素吸收到小说写作中来,在小说结构、语言、意象体系建构等方面进行更新,以学院派的品格发展了现代小说的抒情一路,同时进行了适量的改造,使其呈现了理性化的抒情效果。在写作视野上京派作家同时向中外文学传统寻求资源,在传统文化符号体系和西方小说技法的双重影响下,展现出了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学风格。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艾青与新诗诗体建设——艾青中后期诗歌的格律化倾向（之二）

百年新诗诗体建设滞后，诗体危机是目前新诗自身的首要危机。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反对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出现格律化倾向，追求音乐性。新诗应当加强音乐性，适当规范自由诗，克服其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大力发展现代格律诗，创建诗坛合理生态。这是艾青的诗歌探索历程给新诗诗体建设课题的启示。     

从反心理主义到现象学的创立——胡塞尔现象学创立之初的内在紧张性及其解决

胡塞尔为建立一门科学之科学的先天本质科学,致力于逻辑学的非心理学化,以纯化观念领域。这时他倾向于柏拉图主义,否定逻辑观念对一切主观性行为的依赖,而这与他所追求的观念之明证性相矛盾,在他看来,明证性即意味着内在主观性。这种紧张并未随《逻辑研究》第二卷的出版而消失,反而加剧了。他一方面以意向相关性来填平意识对象与意识活动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由于他把这种相关性限定于内在直观范围内,而不敢做超越性构造,这种对立不仅未被填平,反而成为鸿沟。只有当他摆脱心理学主体性,通过先验还原进达先验主体性领域后,这种内在紧张性才得以解决。     

诗歌语言与中国新诗创作

传统语言学理论认为诗歌语言的特点表现为音乐性、形象性、精确性和大量运用修辞手法,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诗歌语言的特点表现为＂自给自足＂、多重合成以及意蕴性。以此语言理论来观照中国新诗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自给自足＂不足、文体意识不足以及创新不足三方面的缺陷。     

现当代文学文体互渗与述史模式反思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悖论与焦虑：新文学中的“文体互渗”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北岛《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辨正

北岛在评价里尔克诗歌时,对译诗和原诗之间的距离缺乏警惕,这透露出他的某种＂世界诗＂观念,这一观念使得北岛的诗歌写作暗含一个＂便于翻译＂的维度,并与他后期诗歌写作的困境有一定关联;北岛对里尔克缺乏广泛和深入了解,在行文中过度倚重单本里尔克传记,在资料使用方面出现诸多错谬,对里尔克诗歌的理论阐发也含混不清;北岛对里尔克诗歌汉译情况较为陌生,他用以作为批判对象的译本并非现有最佳译本,同时,他在引用他人译本时也不够严谨。     

中国文体意识的中和特征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捆绑与挣扎——略论新诗的艺术生成兼及诗体重建问题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有自身的艺术规律。诗人在创作时应懂得诗的艺术规律 ,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 ,至今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 ,许多诗人的文体意识不强 ,诗歌作品缺乏诗质。诗体重建势在必行     

固穷守志,以贫傲世的陶渊明

在陶渊明现存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涉及＂固穷＂安贫这一主题的竟占三分之一强,这是他的独创。以《咏贫士》为代表的表现＂安贫乐道、固穷守志＂的诗歌,真实反映了诗人晚年贫困交加的生活状态和复杂激烈的内心矛盾,抒写了对生命孤独的体验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表达了与士族社会决裂的不屈服的决心和高洁豁达的人生态度,是构成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后期创作沉郁豪放的风格。     

诗体与诗情的互动——论苏轼“和陶诗”在文体史上的意义

于苏轼个人而言,"和陶诗"是东坡先生贬谪之后寓居儋州时期生命体验的抒写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于文体发展而言,"和陶诗"不仅使酬唱这种原本主要是发生在同时代人之间的行为转变为追和古人,由此拓展了唱和诗酬唱对象的古今界限,而且使得原本在前代颇为流行的"拟陶""效陶"二体渐趋衰弱,乃至后世少有人作。东坡先生正是深谙诗歌本出于己,诗情是诗体的内核,而诗体本身是对诗情的兴发与节制,所以能无碍于次韵这一被他人斥为"枷锁"的诗歌创作法则,创作出深刻影响后世的"和陶诗"。苏轼选择次韵酬唱这一具有严格规定性的文体创作"和陶诗",与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抒写自然情感的文学观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