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也谈法的共同性——与万斌、倪健民同志商榷

万斌、倪健民同志关于《法的共同性初探》作为一家之言发表在本刊第九期上。作者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法具有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当国家不存在、阶级不存在,法的阶级性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法除了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之外,还有共同性和继承性。法的共同性相对于法的阶级性而言,是超阶级的。最近,田培炎同志来稿《也谈法的共同性》,认为法的共同性是指法的阶级性、强制性和客观性。我们也作为一家之言,发表于下,以供讨论。     

关于“法的共同性”争论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社会科学》(上海)发表了万斌等同志的《法的共同性初探》一文,引起了关于“法的本质”问题的热烈争鸣,改变了我国法学界多年来“一潭死水”的状况。它说明我国法学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双百”方针,必将日益繁荣起来。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好。这里,就争论中的方法论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科学概     

法的阶级性、共同性的再探索——兼与田培炎、沈国明同志商榷

按其本来面目认识事物,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准则。根据这一准则,不能将法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法的阶级性本质是毋庸置疑的,但法还有其共同性,法正是阶级性与共同性的统一。 笔者曾在《法的共同性初探》一文(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中对上述观点略加论述。尔后,田培炎、沈国明同志分别在《也谈法的共同性》(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以下简称田文)、《评法的共同性》(载《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沈文)中,对拙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田文与沈文虽不无合理因素,然而也多有误会与曲解。为澄清问题,对法的概念和本质作出合乎其本来面目的正确认识,笔者拟进一步展开论述,兼与田、沈二位商榷,并就正于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     

法的共同性初探

马克思说:“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卷第124页)。离开社会物质条件及其所产生的全部社会关系,任何法和关于法的理论,“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六卷第292页)。这就是法律共同性存在的根据。     

法的社会质与功能质

在探讨法的共同性问题时,笔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思想,即要注重对于法的质的二重性规定的分析,弄清法的社会质与功能质的内在关系。这一观点在法学界引起分岐和争鸣,为了明辩是非,促进法的共同性问题的讨论,笔者拟就法的社会质、功能质问题,再作一些粗浅的分析,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众所周知,质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对事物、现象的任何研究都是从对其质的分析开始的,并且由质的分析决定     

论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异化批判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观点并转向唯物史观的建构。在改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国家学说基础上,马克思将“普遍性”从国家下降至市民社会,进而得出市民社会不仅决定国家还能够决定宗教的命题。马克思异化批判的双重路径呈现了市民社会中“政治异化”与“经济异化”的双重维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摆脱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藩篱,并孕育了唯物史观萌芽,同时也为重新审视唯物史观的原初形态提供了新视域。     

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兼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去年七月号发表了龙海清、龙文玉两同志的《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认为“屈原可能属于苗族,他是精通并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第一个苗族文学家”,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很值得商榷的。(一) 争辨屈原的族别,首先要弄清先秦楚人的族别。《初探》的作者说:“楚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三苗”,其主要依据是,楚人受封子爵的熊绎乃是从周武王伐纣建过战功的“髳”人子孙。武王伐纣,髳人是否建过战功,可以存而不论。问题是楚人的先祖是否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一部极有新意的旧作——读《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

最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所著《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书的中文本。该书是作者于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所写的博士论文,曾获该校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     

《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出版发行

<正>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李国钧撰写的《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近年来,研究王船山教育思想的论文,已发表了一些,而全面地系统地进行研究的专著,《初探》则为第一本。《初探》共分六部分:(一)生平和教育活动;(二)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三)培育理想人格的“成性”说:(四)教学思想;(五)论“浆童”教育;(六)王船山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王船山在后半生近四十年屏     

追求自由是人性根本特征吗——与费震建同志商榷

费震建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初探》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任务是科学地解释人性。那么,作者是怎样科学地解释马克思的人性论呢?作者在《初探》中对人性的解释,我把它归纳为四类。一,“人性是追求自由的”,“思想上渴望自由、行动上追求自由,就成了人的根本特性”,“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上跟随社会关系的变迁而逐渐发展、丰富起来的种种具体特性,都是由‘追求自由’这一根本特性而生发出来的”。作者把“追求自由”作为人性的唯一的全部内容。二,“人之所以成为人,正在于他有追求自由的特性”。根据作者的解释,人不是由劳动创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正当国人远渡重洋到西方学习发展经济学时,一位来华讲学的世界银行学者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学的创始者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现任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培刚教授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时以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东方人第一次赢得了威尔士奖,并在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之一出版。尽管这本书在国外享有盛誉,但我们是在1984年才看到中译本的(《农业与工业化》的上卷《农业国工亚化问题初探》,以下简称《初探》)。     

历史的审美与超越─—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

历史的审美与超越─—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马强陕西汉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史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决定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特色与学术品位。司马迁在遵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传统史学原则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第一...     

多质态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多质态的社会决定着多质态的社会管理.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多质态的社会,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必然呈现出共同性和差异性,必然要求超越“左”右、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进行亦此亦彼的全面社会管理.防止和克服社会管理中的“洋教条”和“土教条”以及社会纵向管理和横向管理及其领域管理中的雷同现象.人是异化于社会管理的.从党政一体化的直接管理社会到间接管理社会,由党政合力培育社会组织或公民社会,从社会组织或公民社会间接管理社会到直接管理社会,将是社会管理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茅盾的中国神话学理论

茅盾,不仅是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中国神话学的奠基巨人。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收入《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楚辞与中国神话》,《关于中国神话》、《读<中国的水神>》(收入《茅盾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是探讨神话学理论的专著,是“企图在神话领域内作一次大胆的探险”,“实在是开荒的性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序》)茅盾的中国神话学理论迄今还没有人给予认真的总结和评述。本文力求系统全面地在评述茅盾的中国神话学理论方面作一些探索和考察。     

光辉的无神论思想——论老子之道兼答李锦全同志

李锦全同志《老庄哲学的神学特色》,注明是“与张松如、赵明同志商榷”,发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是针对我们发表于同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的《庄子哲学初探》而写的。《初探》讲的是庄子哲学,却是从老子思想说起的,因为我们肯定司马迁所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本归于老子之言。”这一点李锦全同志似乎是完全同意了,所以他的     

《秦人生育意愿初探》补正

《江汉论坛》1989年第11期载吴小强同志《秦人生育意愿初探》一文,对秦人中下层社会的生育状况做了很好的探索。但其中关于“富”、“武”两节中,对“榖”字的理解不够准确,并影响到对秦人生育意愿的全面理解。现作如下补正。吴文释“榖”为俸禄,云:“不少秦人则指望通过入仕来致富,有权势则有富。因此《日书》再三讲‘榖’。”诚然,在古汉语中,“榖”可训为“俸禄”,但是“榖而富”的“榖”却不是“俸禄”的意思。从历     

“火历”三探

<正> 一九七八年曾因《左传》有夏四月亦名正月之语,提出我国远古时代施行过一种以大火(心宿,天蝎a)昏见为岁首的假说,就文献所载之种种以火纪时、施政材料,成《“火历”初探》一文。八二年,复就天文学史中的三个难题(十二地支中何以有二“子”、太岁纪年法何以与天象运行相反、四宫方位何以与日缠相左),以火历影响予以试解,日《“火历”续探》。至此,“火历”之说,似乎已能左右逢源。现在,复将火历     

关于日本行为共同说的反思

行为共同说以追求社会防卫为价值目标,主张以“共同行为”这一事实认定多数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性”,在“行为”面不要求共同实施特定的犯罪;在“意思联络”方面,也不要求数人必须具有共同实现犯罪的意思联络。由于这一主张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犯罪的事实,从而不能科学地认定犯罪人之间在行为上何以共同性的问题。因此,日本行为共同说是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