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农民工留城意愿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和职业流动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农民工流动特征与新迁移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延续与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职业阶层和职业流动相互作用,职业阶层越高,工作越趋于稳定,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职业流动次数反向作用于留城意愿。农民工越年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高,居住条件越好,留城意愿越强。农民工城市社会满意度、生活水平变化、工作认知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以均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性格决定命运: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及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为科学论证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备受关注的观点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沿用"大五人格"量表和欧洲基金会的做法分别对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和就业质量进行测量,探讨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宜人性特征影响作用最大,并且上述影响在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而进一步利用中介模型识别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发现非认知能力不仅对就业质量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对就业质量产生间接影响。     

不一致的意愿与行动: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探悉

近年来,农民工因权利受到侵害,各种形式的抗争频繁发生,尤以群体性事件引人注目。文章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社会挫折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构建Logistic模型研究了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高、流动范围大对农民工参加群体性事件意愿有正向影响。同时发现,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行动存在不一致性,参与意愿能否转化为行动受外部环境的约束,其中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较明显。因此引导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工融合、推进其市民化尤为重要。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较低,青年农民工的意愿高于中年农民工。阶层地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阶层地位还通过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工的意愿同时受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中年农民工主要受身份认同影响。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农民工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以促进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和城镇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社会资本对受雇就业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

本文以空位竞争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结构与奖励结构的假定为基础,进一步地在理论上推演出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作用的假设。对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职业流动的频率越高越不利于农民工获得专业技术或管理等较高职业地位,但对于社会关系的广度高的个体,职业流动频率对职业地位的晋升具有正向作用。该结果意味着职业流动频率高并不一定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地位的获得,在缺乏社会关系广度下的频繁职业流动才是导致农民工水平职业流动的原因。     

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机理与实证①--以辽宁省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2014年辽宁6县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 O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三个层面———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对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融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心理层面的融合影响不显著。此外,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合程度下,信息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合的影响差异,发现在城市融合程度较低时,通过增加信息人力资本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与 OLS 回归相吻合。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应该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民工信息人力资本培训,提高他们信息人力资本水平。     

二元制度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的建立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二元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指出影响农民做出外出务工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其流入城市的净收益现值,并对决定这一现值的各变量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二元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降低了农民的流动和迁移意愿,限制了农民的外出。最后作者提出了短期内促进农民工流动和长期内保证农民迁移的政策建议。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

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按照年龄及少年儿童时期有无流动或留守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界定出深受父母乡-城流动和外出打工影响的第二代农民工,并对他们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现状与流动或留守经历高度关联,他们更可能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同时,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第二代农民工获益,并未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对此,本文建议继续密切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要关注有过流动或留守经历的第二代农民工;另外,建立对流动和留守儿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资料搜集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构成原因探析——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

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结果,本文发现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从两个维度分析了形成这些排斥的原因：一是受人力资本素质、文化与社会认同等自身禀赋约束的功能性排斥,二是受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影响的结构性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与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受阻,只有拆除这种藩篱才能够促进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降低,而农民工工资逐渐上升,二者呈现趋同现象。文章从劳动力供求和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大于需求,而农民工需求增长大于供给;二是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缩小。文章指出工资趋同现象并不意味着个人投资大学教育的非理性,因为大学毕业生能够比农民工获得更多的非经济收益和更好的职业发展,个人不应因工资趋同现象放弃接受大学教育。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     

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就业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分析疫情下的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对稳定就业、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12省份农民工失业状况进行调查,采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了疫情因素对农民工失业的影响,并通过Probit模型、替换自变量法以及分样本回归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疫情冲击下农民工的失业率较2018年提高了1.48%;(2)疫情的传播性和破坏性对农民工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疫情对农民工失业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人力资本、流动特征、社会保障能够有效抑制失业的发生,并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疫情严重程度的上升而增大。基于上述结果分析,从构建就业保障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北大核心CSSCI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将农民工的需求信息从低到高分为物质信息、安全信息、尊重信息、自我实现信息四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具有层次性、现实性、发展性的特点,并出现了"亚群体分化";其信息需求主要受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信息环境、信息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分散。     

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分析

本文基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视角,应用深圳市P区和河南省Y县的调查数据,描绘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总体现状和特征;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流出地就近流动、流入地就近流动和流入地异地流动三种典型流动模式,分析不同流动模式下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现状;识别农民工集群行为高风险人群,对其进行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仍具备集群行为爆发的巨大潜在势能;农民工集群行为具有年轻化、主动化特征,集群行为参与高风险人群是在人口净流入区异地流动的"80后"农民工,其参与动因在于当前生计和未来发展的弱势性;不公平感和公民权意识是农民工集群行为爆发的直接心理动因,流入地非正式组织参与为其提供资源支持,政府信任对集群行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城市“用工荒”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近30年来,接受过较高教育的流动者返乡的可能性平均更低,这一模式在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如此,近年来,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的男性流动者更倾向于返乡,且相应效应不断增强。健康状况对流动者返乡决策的影响较为复杂;各时期因健康状况变差而"被动"返乡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发生。文章认为,流动者往往根据自身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决定是否返乡。到目前为止,"返乡潮"并未引发人力资本较高的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其对传统人口流入地"用工荒"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短缺程度的加剧,而非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就业迁移的人力资本差别效应——以长三角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迁移流动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人口迁移流动必然引起“人”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动态配置。文章主要利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迁移数据等有关数据资料,分析长三角16城市就业迁移的人力资本差别效应。研究发现,就业迁移对长三角各城市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差别效应,并且长三角内的就业迁移与长三角外的就业迁移对长三角各城市人力资本提升或稀释效应也有明显差别。研究还发现,就业迁移导致长三角人力资本城际差异缩小,尤以上海与其他15城市的差距缩小更为明显。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