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什伍"之制与乡村社会控制

魏晋南北朝的“什伍”之制上承秦、汉。作为封建政权基层管理的最末梢组织和对民众实行连保、连坐的法律控制方式,由于当时的动乱背景,“什伍”之制为当时的许多封建政权所实行。本文在分析此时“什伍”之制尤其是“什伍连坐”的种种表现后认为,此时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重要手段的“什伍连坐”不仅有沿袭,而且也有修正,同时也有顺应当时乡民聚居形态变化的一面。这种和户籍管理紧紧相扣的制度是我们认识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方面。     

近代报刊"喉舌论"考辨

在近代报刊发展初期,自由主义是使“喉舌”获得自由的主义,“喉舌论”是使言论自由成为现实的理论。戊戌变法前后,维新变法人士的报刊“喉舌论”,首先是要求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民众以话语权,给民众以监督官吏、监督政治、监督社会、变法图强的政治权力;其次,他们还十分强调报刊“去塞求通”的“喉舌”功能,这是他们对启蒙民众,宣讲民主、科学的真理,沟通社会上下和国家内外信息以变革社会的话语制权的强调。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喉舌论”,则是要求其报刊成为宣传革命思想、推翻帝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喉舌”,掌控革命舆论的话语制权。     

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本论文探讨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这一主张看似反时代潮流而行,其实背后大有深义。在鲁迅看来,倡导破除迷信者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其政令只为顺从朝廷,或服从多数人的权威,对民众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故而首当去之。“破迷信”是统治阶级治心传统的变相再现。从长远看,宗教信仰和民众的“白心”、“神思”可以激发创造力,以促进科学发展;从短期看,“迷信”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安慰,鲁迅对之表示的同情是极富现代意味的。鲁迅对担当了启蒙责任的精英分子的素质表示质疑;鲁迅反对以外在的观点强加于人的“观念启蒙”,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尚同的思维模式,认为启蒙是唤起民众的主观创造性,表明了鲁迅坚决的个人主义立场。     

对日本民俗"芸能"的分类研究

日本民俗文化“芸能”按其内容可分为神类、田类、风流类、祝福类和外来类五种类别。从“芸能”中可以看出日本民众的观念和意识 ,它反映了日本民众的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民俗“芸能”是历史的积淀 ,它仍保留着古代“芸能”的原始面貌。在研究“芸能”艺术史方面 ,它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民俗“芸能”和民间的信仰密切相连 ,民族信仰支撑着民俗“芸能”。日本民俗“芸能”起源于祭祀或者源于宗教 ,这也证明宗教信仰同“芸能”的关系。     

"养"与"弃":民众孝亲伦理观念试析--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

“养”与“弃”是民众孝亲伦理观的核心问题,它是由农村的生产实际造成的对血缘关系的依赖而产生的伦理问题。本文通过民间故事文本,分析民众孝亲观念中蕴含的“孝与非孝”的伦理矛盾及其复杂的表现形态。“行孝”所面临的威胁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即极度贫困的生存条件和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种是内在的,即子女成家以后情感重心的转移。在终极境况下,民众以互惠的劝孝方式来消解被弃养的风险。这种伦理诉求与儒家的孝道伦理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

宣扬“脱亚入欧”和“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殖民者曾将其殖民扩张美化为“文明的义战”,宣称日本的统治将使台湾民众“从地狱来到乐园”,当前某些人也不断鼓吹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论调。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撕破这一谎言:法律苛严和贪赃枉法令台湾民众饱受欺凌;殖民经济导致台湾农民破产;“皇民化运动”则难以更改台湾人民固守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     

浅析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渗透"策略

“文化渗透”就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时期，所运用于思想和宗教、基础教育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等控制。也就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地方到中央逐步侵入。采用的方式是违背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王道思想，去实现殖民政策的宣传与渗透。     

论"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想像

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对与“鬼”相关的民俗文化的展现,从“鬼”俗民情的直接抒写到国民劣根性的隐喻批判再到“人变鬼”“鬼变人”的两极想像,不同文学时期的现代作家们显示了“鬼”文学写作特殊而鲜活的形态。他们从一种“别样”的文学视角,更深入地揭发和披露了民众的世俗欲望、精神痛苦。     

辛亥革命:"不流血的革命"

辛亥革命胜利了 ,但又很快失败了 ,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证明 :上层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清政府在体制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精英阶层的软弱性使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精英革命”;下层民众的被双重边缘化使中国社会缺乏深刻的变革。     

论实现"以德治国"的根本途径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论 ,也是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我们要从德育法制化、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等几方面着手 ,努力实现“以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