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管子》研究

我曾深入研究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的古籍之一《管子》。“文革”结束以后,我忙于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自己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则写入了《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册,不再作单独出版。 书虽然没有出版,可记的事情却很多,不妨谈几点最主要的。 通过对《管子》的潜心研究,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有的已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管子》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胡寄窗先生强调其代表商人的利益,我则认为代表封建国家的利益。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在《学术月刊》1963年2月号,引发了一场讨论(在此以前,石世奇先生曾在《经济研究》1962年第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4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文学、仓卒、逻辑、含混─—略评石人先生的《疵求》

石人先生是香港极负盛誉的专栏作家。据他自己曾报导：“……那知我却还是个‘卖文一怪’，从严肃的社论，写到怪论，写到言情小说……‘同时见报’，最多时共有‘廿一块（专栏），你说是不是奇人？那里去找？”①在石人先生的众多专栏之中，最受人称赞的据说要算《星岛晚报》的《岛居闲笔》专栏了．我从来极少看他的专栏或任何文字，不能人云亦云的随便“褒”或“贬”。可是忽然有一天，送派报纸的工友却“额外”地送上石人先生的一篇鸿文《疵求》②。工友似乎是奉命转交给我的“挑战书”！因为，刚好我几天前在《星岛日报》开设《谬趣集》…     

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

黎澍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他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怀念、研究他的文章不断刊布于世 ,《黎澍十年祭》在他十年忌辰之际出版 ,此前还有《黎澍之路》在香港印出 ,说明他仍活在人们心中。黎澍生前以勇于提携奖掖青年、大胆扶植“新生力量”著称于世 ,笔者曾有幸蒙受过他的点化和指导 ,还与他有过文字上的往还。因此 ,当我 1997年夏初接到《黎澍学记》(《十年祭》一书最初预定名为《学记》)组稿人的约稿信后 ,确曾动心想写点回忆。但后来转念一想 ,自己乃史学园地里的小草一棵 ,何足以配得上悼念先生这棵参天大树 ?为避攀附之嫌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编辑先生：您好！近日拜读贵刊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是超先生的《周杨‘文革”落难现象之反思》和刘成友先生的《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二文,倍感兴奋、激动．据我看来,这是贵刊设置“文革”文学专栏以来不可多得的佳作,可称得上是重量级拳头论文,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文革’10年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文学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研究‘文革”文学对于深人把握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前记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月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学术与友谊─—记我与竹治贞夫教授

学术与友谊─—记我与竹治贞夫教授汤炳正竹治贞夫先生，是当代日本的《楚辞》名家。著述甚富，多独到之见。他的巨著《楚辞研究》，早已为中国学术界所赞誉。多少年来，我深以不得相见为憾！新知与离筵１９９１年端阳节，湖南省以举办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见邀。在开幕...     

香港文学研究在香港

有人断言，“香港文学在香港，香港文学研究在内地”。此话并不全面。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比内地还要早。还在内地闭关锁国的１９６４年，罗香林教授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过《中国文学在香港之发展》的专题报告，不过他谈的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且当时还未有明确的“香港文学”概念。到了１９７４年９月，吴萱人在《学苑》发表了《２０年来香港文学的嬗变》，从宏观上论述了与内地文学分流后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变化。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香港大学文社主办“香港文学４０年文学史学习班”，编印了《…     

弘扬儒学·探讨儒教·呼唤儒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21世纪的儒学、儒教与儒商研讨会侧记

为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香港孔教学院与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于1999年8月24～26日在兰州联合举行了“21世纪的儒学、儒教与儒商”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方立天教授、《中国哲学史》主编蒙培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辑宋志明教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子彬先生等国内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认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成果,“法轮功”等歪理邪说的泛滥,不仅…     

《远游》与屈原的“绝命词”──兼释“与泰初而为邻”

关于屈原的“绝命词”，《职大学刊》1993年1期刊周建忠先生《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五），文中举出古今七种不同的说法，即1．《怀沙》说；2《惜往日》说；3．《悲回风》说；4．《桔颂》说；5《哀郢》说；6．《离骚》说；7《九歌》说。就我所见，建忠先生遗漏了第8种说法：《远游》说。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的梁宗岱先生，1934年曾撰《谈诗》一文（后收入《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的角度提出：《远游》“说不定是他（按指屈原）最后一篇作品”，是屈原“在思想底夭空放射最后一次的光芒…     

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金大陆教授访谈录

【编者的话】金大陆先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为此,《记忆》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启之对金大陆先生进行了采访,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也接受了采访。     

“学术报刊特色栏目研讨会”在岳阳举行

2011年8月11日，“学术报刊特色栏目研讨会”在湖南岳阳市南湖藏书楼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学术界》、《中国社会科学报》广东记者站和《云梦学刊》联合主办，     

《中国会道门》的历史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会道门的研究,由于档案封存山积,阅读非易,会道门又具有神秘色彩,研究难度较大,所以问津者很少,几乎成了“绝学”。已故史学家魏建猷先生“文革”前用多年时间收集的会党史资料卡片数千张,“文革”中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魏先生又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向中国会党史领域作攻坚战。他的学生们不负师望,近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帮会史》和《中国会道门》     

论“文革”题材小说的嬗变

“文革”题材小说,以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很快因《伤痕》、《我应该怎么办》、《月兰》、《在小河那边》、《神圣的革命》、《枫》等大批短、中、长篇作品的问世形成高潮。但此后,便逐渐为“反思”、“寻根”、“改革”、“探索”的声浪所淹没(其间有一些作品以“知青小说”的面目出现,它们和一般的“文革”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后者以“文革”社会为观察点,而前者却是聚焦于“文革”背景下的“知青”的生存状态)。如今,在相隔十多年之后,它们却又悄悄地同时又是成群结队地走上了文坛。 据笔者视野所及,仅从一些主要的文学期刊来看,去年以来就有短篇《青苹果》(沈嘉禄,《十月》1993、1)、《老家的皂角香》(鲁脉,《人民文学》1993、4)、《结局》(吕志青,《人民文学》1993,8);中篇《北京有个金太阳》(李锐,《收获》1993、2)。此外,笔者还读到一部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碑》(叶玉生,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济学界的拓荒者——肖灼基先生传略

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先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已经32年了。“文革”以前,他主要研究《资本论》创作史和《资本论》的理论问题。近十年来,肖灼基先生开始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     

怎样探索传说故事的来源?——与顾颉刚先生商榷

《民间文学》1962年第三期上,刊登了顾颉刚先生的《我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一文。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但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把我国不少著名的传说故事,都说成是“发生在外国而流传到中国来的”,或是“把西方故事转化为中国故事的”,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大成问题的。顾先生在文章中具体提到了“悬圃”《救命池》、《西湖三塔记》、《偃师献倡者》、《板桥三娘子》、《中山狼传》等传说和故事,作为他的“外国传来”说的例证。究竟这些传说故事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觉得实有一辩的必要。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几个传说故事如何认识的问题,而且关系着民间文学研究中如何清除资产阶级民俗学的错误观点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问题。     

民俗苑里的新葩——访青年民俗学家史昆先生

(一)他,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可他的名字却被选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辞典》,选进《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选上《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在桂林东郊的观音山下。在一间阴暗简陋的小屋里我见到了他。青年民俗学家史昆先生。当我说明来意时,史昆先生不好意思地说:“就出了那么几本小书呗。”其实,近七年,史先生在教学之余已出     

论吴冠中的绘画美学思想

论吴冠中的绘画美学思想刘光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五十余年历经坎坷，奋笔挥洒，足迹遍及海内外，他的画多次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法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其美术成就举世瞩目。他的《高昌遗址》于１９８９年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买中，...     

何谓经济学家？——对丁学良论断的回应

2005年10～12月份，中国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曾热烈地谈论中国经济学（家）问题。“家”字之所以用括号括起来，原因在于导火索是“家”，实质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担忧和不满。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与“两弹一星”升天相比毫不逊色，但大多数人并不买账。香港学者丁学良先生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武汉大学的邹恒甫先生也来帮腔：“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     

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问题的一次谈话

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问题的一次谈话孙开泰我在侯外庐先生主持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了３０年，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１９７９年５月４日下午，我去侯先生家（方家胡同），向他请教关于先秦思想史的一些问题。当时侯先生看了拙文《杨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