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读《乡土中国》

每一类型的社会都有一整套塑造自身的社会团结与理想人格的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什么呢？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民国一代的学者反思乡土社会的秩序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如何组织和再生产社会关系;可以说,这个概念成为所谓的“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石和范式。文章以重新考察差序格局与“伦”的内在紧张为出发点,反思差序格局解释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得与失,并简要讨论了差序格局的后续研究的一些偏差。文中重新回溯了“礼”的本义,阐释了“礼”如何塑造了社会关系的伦理化和人的社会人格,以试图进一步理解礼对社会秩序的实质意义。     

“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立体呈现南方乡土日常生态的基础上,正面铸造“乡绅形象”,展现出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生范式,揭示了乡绅文化通过“人心”影响乡村的精神法则,讴歌了中华文化的德、善基因,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及对“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     

“神话主义”的再阐释：前因与后果

经过重新阐释的“神话主义”一词，是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这一新界定与学术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传统观的转向一脉相承，直接受到世界民俗学界“民俗主义”与“民俗化”等概念的深刻影响。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神话传统在现当代社会中被挪用和重述的情况，目的在于使学者探究的目光从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扩展到在各种新的语境中被展示和重述的神话，将之自觉地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并从理论上加以具体、深入的研究。神话主义与新神话主义在反思神话传统在当代的建构和生命力上有着共同的追求，但是就与神话本体的距离而言，新神话主义走得更远。     

立场、观念与方法——论摩罗的散文集《我的村,我的山》,兼论乡土文学的突破

摩罗的散文集《我的村,我的山》,以新的立场、观念与方法观察、理解、描绘乡土社会,使乡土文学常见的主题,如乡村的苦难、乡土社会的精神信仰、乡土民间的知识与智慧等,在作者的笔下得以重新展现和重新理解。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重新展现显示了其对乡土社会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于当下踟蹰不前的乡土书写具有启示意义,作者的立场、观念与方法预示了乡土文学突破的方向。     

论《酒疯子》的疯癫叙事与乡土伦理

小说《酒疯子》在油菜坡村民袁作义的媳妇娃子和村长发生伦理关系的越界行为之后的时间和空间里,袁作义驾驶着象征村长权威的摩托车去杂货铺买酒、喝酒、醉酒等一系列的疯癫叙事中展开。从小说的酒意象和性意象开展分析,阐释小说利用精妙的疯癫叙事策略所展现的村民异化的权利意识和两性道德,阐释疯癫叙事策略和越界理论对小说文本建构的推动作用。以“文学反映现实”的批判观念观照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权力的滥用和乡村治理的混乱语境,在现代性乡土道德失范和乡土伦理体系坍塌的现实氛围中,透视民众越界的伦理意识。审视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价值的重塑问题和乡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问题,展现乡土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乡土伦理价值重建的迫切性,并反思乡土社会的权力观念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度问题。     

论鲁迅小说的女体诗学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鲁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先觉者,女性自然成为其启蒙对象。鲁迅小说通过对女性规训的身体、无欲的身体、失语的身体叙事和描写,呈现出一种“无人”、“无名”、“无我”的身体存在处境,控诉了专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禁制与精神戕害。鲁迅试图摸索出一条女性身体出走之路,使其摆脱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铁屋子”,重新获得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王统照的乡绅形象书写

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王统照善于从道德视角观察和描摹人物。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修养的王统照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塑造了众多性格丰满的乡绅人物形象。按照时间序列,乡绅分为旧乡绅和新乡绅,王统照对两类形象都有所描摹,并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和心路历程。王统照的乡绅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反启蒙”叙事,具有以小窥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乡土社会献车仪式的民俗学考察

乡土社会献车仪式在最近十年间广泛兴起,引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民俗学学者的热烈讨论,成为近年来乡土社会研究的焦点之一。通过献车仪式的考察,分析出乡土社会献车仪式的出现是由民俗传统力量与当下乡土社会整体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献车仪式具有民俗与迷信的一般特性,但早已失去迷信的核心特征,应归属俗信,是一种新的民俗现象,是传统民俗在当代乡土社会的演化与变迁。乡土社会献车仪式的民俗学考察为类似献车仪式的新民俗证明,为新民俗的生存与发展寻找科学合理的学科基础与理论依据,也为民俗与迷信的辨析补充鲜活而典型的案例,因而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去神圣化：桂东南乡村社会的道公研究——以贵港市木梓镇为个案

道公在桂东南地区普遍存在,其所承载的信仰文化与乡土社会的俗世生活紧密关联。其发展过程因神灵信仰体系对地方民俗传统的顺应包容、科仪经典对儒家孝道伦理和佛教果报思想等多教合一的世俗化伦理取向、生存理性下农民道公做道的工具化,以及社会转型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渗入及国家力量的深度介入等多方面因素而呈现出去神圣化特征。     

市场经济的伦理奠基与信任拓展 --超越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文章试图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伦理困境和道德秩序建构。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宗教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多元自发秩序观”,同时,着眼于中国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市场化的契约社会的演变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市场半径和交易范围的扩展,并探讨这个过程中诚信作为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道德失序”状态。最后分析了贫困化、社会分层和选择机会的严重不均衡对转型时期社会成员伦理行为的深刻影响。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特定民族文化观照下的生态伦理观调适与启示——以岜沙苗族为例

各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互中,凝炼出了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存之道。这些生存智慧与惯习浸润在他们的器物、精神与制度文化中,支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与审美情趣,进而成为各民族地区古朴深厚的生态伦理文化,岜沙苗族文化中传统的器物格局、农耕文化、礼仪习俗、禁忌民约等充分展示了其所秉持的和谐共生生态观、用之有度消费观、代际公平责任观等,为当代人们反思现代社会生态伦理提供了价值观照。重构生态伦理应实现由“关爱自然”之伦理立场向“敬畏自然”之伦理立场、“竞生发展”之思维模式向“共生发展”之生存智慧、“消费主义”之生活方式向“生态主义”之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然,于各民族伦理文化而言,学习借鉴者需择善而从,唯此方能引领民族地区发展“促其行而规其道”。     

“数字遗民”与数字赋能：数字时代技术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技术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境遇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数字智能。数字化生活在帮助我们更好防疫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拒绝的困境,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数字化与老龄化并行产生了大量被技术拒绝的“老年数字遗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生活的常态化解构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伦理结构,人的整全性遭到了破坏,人类难以在一起。面对技术成为拒绝主体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应该从技术本身的价值重构和社会实体的适应性变革两个维度做出调整,让“数字遗民”能够重新进入共同体生活,使“我”重新成为“我们”。     

传统村落式乡村转变的文化反思——以格非《望春风》为例

21世纪以来,乡村生活图景的变化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村民个体心态的转变。返乡小说《望春风》延续了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路线,标志着作者向现实性乡土题材的不断靠拢。作者对传统乡村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性转换,聚焦于传统村落式乡村艰难变革的社会现实,展现村民个体在变革中的成长经历,呈现城镇化发展之于乡村的多重影响,探寻乡土精神重塑的可能性,继而在文化层面传达了知识分子格非对于当下乡土文明的冷静反思。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历史的穿越与继承: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形象 ——以《胡不归》为中心的思考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是穿越近现代历史,继承乡绅和圣徒血脉,而成长出的“现代之子”和“新人”形象,他们赓续从乡绅——圣徒——现代新乡绅的人物图谱,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在乡村治理中,现代新乡绅表征了新时代前行处的新质：为民服务情怀、无私奉献公心、协商民主政治等。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安顿乡村自发出现的“现代新乡绅”并赋予他们“合法性”,征召其进入乡村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儒家“天人合一”观之价值意蕴的多重性

传统命题总是需要从时代角度,给予不断地重新挖掘和阐释而发现其“活”的精神。通过对“天”的破解和天人相“合”之条理与层面的梳理,可以揭示传统儒家“天人合一”观所隐涵的和合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三大基本关系中形成的和谐的生态伦理价值、至善的社会道德价值和圆满的人生境界价值,从而能够为现代人揭开“天人合一”观古典、神秘的面纱把握其多重性价值意蕴,并藉此领悟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与理论特质。     

中国伦理的概念系统及其文化原理

本文认为,把握传统伦理的“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概念系统,而不能用西方文化的概念注释中国伦理。家国一体、伦理政治、人情主义构成传统伦理的概念体系,是传统伦理“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其中,“家国一体”是传统伦理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伦理政治”是其理论抽象与伦理关系的运作原理;“人情主义”则是与此相匹配的精神形态与伦理生活方式。三者由客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出发,内化为主观的伦理关系,最后再外化为现实的伦理生活,形成客观——主观——现实的辩证链环。     

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