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论我国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政策有效执行和整体性治理的分析

从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入手的“放管服”改革，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当前地方政府的改革在“放”的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但却面临着如何在“放”的基础上做好“管服”的挑战。导致挑战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制约因素，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滞后，政策执行信息传递效率不高，执行人员的素质能力、激励方式和执行资源有待完善。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和要求进行积极应对。     

从街头官僚到公共服务者: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街头官僚是指处于科层组织基层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街头官僚的权力来源于其与组织、服务对象以及规则的互动过程.街头官僚影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权力目标越位、权力责任错位、权力监督缺位等方面.为发挥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必须对街头官僚的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控,促进其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街头官僚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广大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投机行为和一线弃权,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执行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3个方面：（1）政策执行机构（街头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2）政策执行直接主体（街头官僚）的自我优化;（3）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近代化的视窗：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救灾信息传递之考察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灾荒频仍的现实,制定了有利于救灾信息传递的法规——《振务电报规则》,对办赈所发电报提供免费优惠。但政策在执行中有很多不便,影响了其应有之效。灾情信息大致通过官方和民间两条渠道,以电报、电话及新式媒介—报刊、杂志和纪实图片的放映和宣传等方式进行传递,其传递方式和渠道在传统基础上体现出明显的近代特色。     

公共权力的扭曲与裂变分析

公共权力的连续、有序、稳定传递是政局稳定的关键.权力在实际传递中,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致使权力失真、变形、扭曲、中断或停止,形成权力裂变.权力裂变是由权力变异、文化冲突、执行偏差等多种因素所造成.权力裂变虽是一种不良现象,但通过权力调整可以减少或弥补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公共权力的扭曲与裂变分析

公共权力的连续、有序、稳定传递是政局稳定的关键。权力在实际传递中,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致使权力失真、变形、扭曲、中断或停止,形成权力裂变。权力裂变是由权力变异、文化冲突、执行偏差等多种因素所造成。权力裂变虽是一种不良现象,但通过权力调整可以减少或弥补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探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提出了高标准和严要求,街头官僚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在治理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运动式治理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相比常规治理,能够通过强大的动员机制,产生良好的治理绩效。基于广州市A街道流动摊贩问题治理中城管人员的日常执法和专项整治行动,探讨了街头官僚运动式执法的动员机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机制,能够通过街头官僚执法目标的聚焦,执法条件的改善,绩效考核强激励和强控制,在提高街头官僚执法能力的同时,控制其执法弹性空间,达到治理目标,实现治理绩效。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论公共利益偏离原因及对策

公共利益被现代政府号称为行政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公共行政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发生公共利益偏离现象,给公共领域带来一系列的困境。政府自利性、官僚制度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僚制度的效率优先性是公共利益偏离的缘由。以公共行政服务机制民营化、街头官僚权力控制化、知识权力民主化为公共利益偏离问题的减轻提供可能的路径。     

论公共利益偏离原因及对策

公共利益被现代政府号称为行政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公共行政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发生公共利益偏离现象,给公共领域带来一系列的困境。政府自利性、官僚制度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僚制度的效率优先性是公共利益偏离的缘由。以公共行政服务机制民营化、街头官僚权力控制化、知识权力民主化为公共利益偏离问题的减轻提供可能的路径。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监督电子权力:信息科技廉政风险防控要论

信息科技已成为信息社会“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制约”的重要载体,但信息科技的应用并不代表权力已经规范运行,信息科技廉政风险的存在易造成权力已关进笼子的假象或电子监督失真问题,伴随信息科技产生的信息科技廉政风险也成为影响“制度+科技”笼子有效监督权力的关键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新时期电子权力运行的特点,加强对信息科技廉政风险的防控,才能实现对科技手段的善用,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科技防腐的威力,切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传统解释与领导模型

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专业化途径、政治与行政互动理论等在解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时存在相当的限度。本文运用领导理论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及其责任,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认为：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即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有四种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