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祁连”

<正> 祁连山名属于何种语言,学者意见颇多分歧。唐代颜师古以祁连为匈奴语。《史记》卷一一一《索隐》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法国劳菲尔以祁连为鲜卑语,认为“与含有同样意义(天)之满洲语Kulun,似有关系”。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最初以祁连同突厥语“天”kuk之复数形式Kukler对音,尔后认为来自鲜卑语,“满洲语谓天曰kulun,故匈奴语同义之祁连(kilen)或其原语耶”。日本另一学者藤田丰八以为是突厥语,“惟祁连山之祁连,岂非对此Sθrin(Sirin)耶”。岑仲勉先生则认为祁连与撑犁同一语源,都来自突厥语“天”tangri。笔者以为祁连与天字同源,出于上古汉语复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近年来,教育理论界展开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意见很不统一。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其一,教育属于或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其二,教育属于或基本上属于生产力;其三,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究竟哪一种意见正确?哪一种观点真正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就教育的本质而言,它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一、教育本质与科学的教育概念是一致的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并不是从现代开始的。历史上许多教育家,都试图揭示教育的本质。我国古代“性善论”者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荀子说:“以善先人谓之教。”许慎则认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善子使作也。”(《说文解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则宣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由于时代     

“少正卯”解

孔子诛少正卯见之《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少正卯其人,众说纷纭:或谓“少正”其姓,“卯”其名;或谓“少正”为春秋时理财之官,故“少正”乃官职而“卯”其名。余以为“少正官职而卯其名”之说为是。然“少正”乃司法之官,而非理财之官。今按《礼记·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     

禹杀父,启屠母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续博物志》:“[祝其]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元和志》同。”杨宽先生云:“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下)案:鲧殛死。[清]刘梦鹏《屈子章句》曾疑《天问》“勤子屠母”暗指禹之“屠父”,虽非是,亦石破天惊之语矣。观《淮南子·修务训》及高注禹“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岂夏人传统巫术有以酋长或其替身祭神禳灾之习惯欤?禹之“惩父”或“殛父”,或因其治水不成,乃以其“替身”为牺(或以象征性之献祭仪式)以平息神怒、禳息洪祸,或如后代之“奠基祭”(Feundation     

司马迁论《尧典》述作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裁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对赞语加以分析:(一)“尚矣”的“尚”字同“上’,古远的意思。学者们所称说关于“五帝”事迹,固然时间古远;关     

关于蒋智由

拙作《鲁迅与〈浙江潮〉》在本刊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发表后,发现有些错误。我们又查找了有关资料,特作订正与补充说明,并向读者致歉。主要的谬误,是以蒋方震(百里) 与蒋智由(观云) 误作一人。在写前稿时,我们见到沈瓞民的回忆文中说:“《浙江潮》编辑中有蒋智由其人,主张君主立宪,鲁迅因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因之蒋就辞编辑的职务了。”(1961年9月23日《文汇报》) 一时不察,就据     

郑谷诗中薛常侍考

晚唐郑谷有《献大京兆薛常侍能》一诗。赵昌平先生《郑谷年谱》谓 ,咸通十三年 (872 )春 ,郑谷在长安应试落第 ,归宜春。此诗作于此年或下年春季 ,薛常侍即薛能。但《全唐诗》又有注 :“一本无能字” ,提示我们此处“薛常侍”未必一定是薛能。《旧唐书·懿宗纪》记咸通十一年(870 )“十月 ,以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但未见其为检校散骑常侍的记载。又郑谷该诗语气颇不像年轻时亟亟于科举之作 ,倒像是厌倦官场、欲归不能时的作品。所以如云此诗作于咸通年间则疑问重重。根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郑谷于昭宗乾宁元年 (894 )任右拾遗 ;乾宁三…     

“闻鹧鸪”新解

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山深闻鹧鸪”句,异解颇多.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释此句曰:“‘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近人邓广铭先生反驳说:“所谓‘山深闻鹧鸪’者,盖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谓恢复之事决行不得也。”(转引自刘逸生《宋词小札》)刘逸生先生则认为:邓先生的解释“这自然比罗大经的解释合理,但个人以为这些鹧鸪之声应该是指投降派的叫嚷。因为这更近于作者写此词时的心情。”     

张士诚——张荣—宋江 白驹施耐庵即《水浒》作者雏论

一、时势造就作家白驹施耐庵(彦端)实有其人,已为出土文物和有关史料所证实。但,其人是否即《水浒》作者呢?我们认为是的。理由是:(一)其人与明人所记《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活时代,地望等吻合。(二)其人有作《水浒》之才学、阅历与企望。(三)时代、环境、人物提供了作《水浒》的生活源泉。(四)江阴、沙州、淮安、施桥、白驹等地有大量的人民世代相传其人著《水浒》的口碑。全国再无别处有具备这“四项条件”的。因而,可以作出白驹施耐庵即《水浒》作者的论断。当然,必须上述“四项条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现在(一)、(四)两项已为出土文物与大量调查所证实、所公认。(二)     

《黄帝内经》的唯物论思想

一、《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考《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说明西汉时代已有此书。但究竟成书于何时,尚无定论。《黄帝内经》为什么称“黄帝”呢?《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反映了秦汉时代“尊古贱今”的习俗,著书立说总要托名神农、黄帝。《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大概都是这类托古之作。晋代皇甫谧认为:《黄帝内经素问》“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甲乙经》序)明代方孝孺也认为:《黄帝内经》“出于战国,秦汉之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评唐浩明著《曾国藩》

当1944年范文澜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后,曾国藩这位被清人誉为“中兴之臣”以及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就被打入了历史的别册。这种“定论”持续了40余年;1978年当李泽厚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仍然以此为基调,虽然试图小心翼翼地有所评价,但还是在结尾时指斥了曾国蕃其人其书的“虚伪的深刻意义”(见李著《后记》)。因而1979年当钟叔河先生提议出版《曾国藩大全集》时,出版界为之哗然。而1982年当这一计划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项目时,则标志着离对曾国藩做出一个较为公正评价的时候不远了;1989年,在《曾国藩家书》的重印前言中,钟权河先生似乎还不得不先引用刘伯承元帅的话,以证明曾国藩其人其书并非全无道理,尚“可以借鉴”。而当1990年至1992年唐浩明先生所著三大卷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副标题分别为《血祭》、《野焚》、《黑雨》)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     

黄帝轩辕氏系混沌之神考

<正> 黄帝,号轩辕氏。由于中国上古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运动,神话人物的黄帝,成了人类文明的始祖,三皇五帝之一,因而儒家先学们赋予黄帝以众多的发明创造家的头衔。《管子·轻重戊篇》: “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世本·作篇》:“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黄帝造火食。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又:“黄帝作宝鼎三。”《易类谋》:“黄帝吹律以定姓。”《黄帝内传》,“帝既与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太平御览》卷772引《释名》: “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媭”字释义之我见

《楚辞·离骚》中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句。就“女媭”词义,历代释家, 解法各异。有言姊者(王逸)、妹者(郑康成)、贱妾者(汪瑗)、女伴着(郭沫若),亦有言女巫者(周振洪)、妇女之通称者(游国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则认为,媭者,妻也! 何理之有?且先看人们对《说文》释“媭”以及对如上所罗众家之说的渐次怀疑。《说文》引贾逵之说:“楚人谓姊为媭”。由是,有王逸等汉儒及后代各《楚辞》释家之“姊”说。游国恩先生认为,“王选以为屈原姊,盖因贾逵有楚人谓姊日媭之言,遂即谓为屈姊耳,其实别无据也”。《离骚纂义》对许慎不直接释解“女媭”而引贾氏之语提出怀疑。陈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说

魏文帝《典论论文》云:“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注引《汉书地理志》为证,谓“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历宋元明清无异辞。黄侃谓“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骆鸿凯《文选学》附编一引),则是以“齐气”为平弱,实申李注。惟近人范宁《魏文帝<典论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第36期)据《初学记》所引,以为“齐气”乃“高气”之误,云“所谓高气是一种韧性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落落寡合”。或又据《魏志·王粲传》注所引,谓“齐气”当作“逸气”,皆非是。     

中国现代堂·吉诃德的“归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简论

知道废名其人的读者大概并不多,读过《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就更少。即使是现代文学专业研究者论及废名,也都津津乐道于他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桥》就谈得比较少,待说到“莫须有先生”系列,更是语焉不详了。周作人早就给废名算过“命”,说他一辈了“独自走他的路”,注定是“寂寞”的。但祸兮福兮,他的创作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只属于他自己的价值。当时以及以后的读者可以不理解他,但经过“时间”的淘洗,只留下应该留下的作品时,文学史家们就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了。     

略论黄河流域东西部落集团融合及其意义

根据古代文献考稽古史传说,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开发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 黄帝时的历史是非常模糊的。司马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见,对于黄帝时期的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政论资料的《尚书》没有记载,黄帝是诸子百家和民间广泛流传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将其与尧舜的传说和史载资料并“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写成《五帝本纪》。我们认为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不但有一个自《尚书》以来的史籍流传系统,而且还有一个更为遥远的古代传说系统,黄帝的历史即是这个古史传说系统中的重要方面,其中有些传说是可信的,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史前历史的参考。     

黄帝与夏商周

《史记》载有黄帝世系,根据这个世系,夏禹、殷契、周弃都是黄帝的子孙。世系是否反映了历史实际?夏、商、周是否同源?这是中国古史中长期争论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李亚农先生在《西周与东周》一书中曾对此作过系统的论述,提出“三代不同源论”。他认为黄帝世系存在许多漏洞,是人工编排的,不可信;三代同源是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编造出来的传说。而金景芳先生则力主世系虽然在细节上不能保证没有缺漏和讹误,但大体上说是有根据的,可信的,肯定夏、商、周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子孙。本文赞同后者观点,试图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屈原作品,前人或称之为“屈辞”,这比称作“屈赋”要好。但其本原却至今没有辨明。本文试图从文体功能、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说明屈辞的形式,是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上先秦文体,有“辞”一类。以我所见,辞有四义: 其一,冤臣之讼辞。《说文》: “辞,说也。从禹辛。禹辛,犹理辜也。”理辜即申辨。后遂指申辨之言为辞。如《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古之理辜,多祈神判。如舜时使皋陶为理狱之官,作五刑;其人死而为神,实为招摇之星。其人治狱,事一神羊,其罪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羊一角,“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献黄帝,后世楚王亦曾获之。此最初之神判。《墨子·明鬼》谓齐庄君有臣,曰王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