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

诸多事实说明,20世纪红学研究的历史实际是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索隐派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新红学有功绩,但仍未读懂<红楼梦>.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是从人物研究这个角度读懂<红楼梦>的著作.1954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为了读懂这部伟大作品的斗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读懂<红楼梦>的典范.1974年的"评红运动"是阴谋红学的大表演.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是考证派的典范.张国光的"当代红学"批评周汝昌极端贬斥高鹗续书的意见,在世纪之交解决了读懂120回完整作品的重大问题.     

日本文化对异文化的受容模式--以古典文学为中心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异文化的民族,通常是通过"拟似"、"驯化"、"创造"这一模式来受容异文化的.本文通过<怀风藻><万叶集><日本灵异记><三教指归><十住心论>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对这一文化受容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一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认为<东嘉先哲录>的作者为王佐.经过凭籍<四库全书总目>和<续文献通考>的考证,<明史*艺文志>记载有误,<东嘉先哲录>一书的作者应为王朝佐.     

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一为杂家,一主道论,但在军事思想上都受儒家影响很大.如战争观上的"义兵"、"慎战"说,治军观上的"爱兵爱民"、"信赏信罚"说等.在战争起源观上,<淮南子>既继承<吕氏春秋>的"天性"说,又综合了<吴子>的"后天"说.在战略战术上,<吕氏春秋>更提倡快速主动,<淮南子>则强调以静制动,后发取胜.二书不仅昭示文化上汉武帝将定儒学于一尊,也确定了中国兵学理论"祖尚仁谊,次以钤略"的体用框架.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     

《时令》、《时训》与《时训解》--《逸周书·时训解》探微

<逸周书·时训>每节前半部分所记物候与<礼记·月令>等书相同,这是先秦传下来的<时令>.其后半部分则与汉代谶纬之学有密切关系;又"病"、"兵"等上古阳部字在<时训>中与耕部字相韵,这是汉代始有的语音特点.因此,这部分当是汉人的解说,是为<时训>.今传本<逸周书>此篇作<时训解>,"解"字当是孔晁以后人所加.     

论《易传》之“象”

文章在对<老子>、<庄子>所论"象"范畴描述的基础上,集中对<易传>中的"象"范畴加以分析.指出<易传>中"象"与其对应的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是模拟象征天地万物变化的卦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审美意义,但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审美形象.因此<易传>中的"象"在由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转化的中期到了重要作用.     

韩贞与王襞的交往

泰州学派杰出的平民弟子韩贞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的嫡传弟子。韩贞与王襞交情甚笃,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自韩贞从学于王襞之后,王襞对韩贞不仅进行了精心的理论指导,而且从交游、生活等各方面给以关照。韩贞在安丰学习两年回家乡之后,从事讲学,为百姓做善事。王襞时刻关注、关心韩贞的学习与生活,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共同探讨,为泰州学派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戴震《方言疏证》中音转规律研究

虽然早在西汉的扬雄就已注意到音转现象,但是最早探讨音转理论的乃是清朝戴震。戴震认为音转主要是声纽之转,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考察声转之法,发现声转不外乎两条规律,即＂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同时戴震还指出,韵部也可发生转化。他于《声类表》中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注意阴、阳、入三分,总结出韵部转化的三条规律：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相配互转,三为联贯递转。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方言词、假借词、同源词以及联绵词异形等语音材料的全面考察,得出音转语料128条,这些材料显示的音转规律,不仅可以展示戴震音转理论的科学性,还可以与前辈学者提出的音转理论相补充、相印证。     

论“乐”：泰州学派韩贞美学思想的审美模式

泰州学派韩贞的美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人格美学思想呈现为＂乐＂的审美模式。而＂乐＂这一审美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乐＂的审美人生态度,＂乐＂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行为方式。二是＂乐＂的审美人格境界,这种境界既是道德人格本体与审美体验工夫的合二为一,也是道德实践工夫与审美体验工夫的合二为一。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韩愈的花木审美特点与意义

韩愈对“众乐乐”的牡丹、芍药等都缺乏浓厚兴趣。他超然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花木“比德”方式之外,对花木移情保持着理性与克制。韩愈的花木观念根植于他的“道统”意识、儒学实践。韩愈“独乐乐”于“高”“大”的花木以及“人弃我取”的花木,他的“盆池”审美、李花描写、杏花描写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虽然对花卉审美“不以为意”,然而却“无意而工”。     

重塑英雄形象再度伸张正义--试论韩愈创作《张中丞传后序》的政治用意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在批判小人非议张巡、许远二人事迹的基础上,重塑了二位英雄形象,再次弘扬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给张、许二人予以公正的评价.但其政治用意也非常鲜明,由安史之乱而导致藩镇割据并未停息,唐宪宗即位之后以武力削藩,仍有不少人持异议,反对用兵,本文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反叛势力张目者的有力回击,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朱震易学太极观的哲理内涵

朱震“太极”的形成 ,是批判继承先儒思想的结晶。他的太极观将汉唐的元气论和北宋时期的体用论思想相结合 ,不仅以“气”解释“太极” ,而且将太极视为《周易》象数和万物演变的根源。其赋予“太极”以本体涵义的思想 ,对南宋以后无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诠释“太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