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借东风”辨

“诸葛亮借东风”辨吴金山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放，除了引起文艺工作者、“三国迷”的极大关注之外，也为全国亿万电视观众所喜爱。观看这部连续剧，想起《中国教育报》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所载塞上客文章：《赤壁之战孔明真的借过东风了吗》，于是重新学习塞文...     

中国古代文人对“三农”的情感态度初探

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雄辩和内省:美国20世纪初南方重农主义的话语模式

作为美国南方20世纪初重要的社会话语,南方重农主义旨在建立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新南方教条不同的话语结构,以传统和文化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重农主义的出现是社会语境作用的结果,其话语模式分为"雄辩型"和"内省型":雄辩型为南方农业文明辩护,认为现代社会导致了事实和价值、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分离;而内省型却暴露了重农主义者内部的矛盾,他们对南方不同的定义以及互相冲突的话语规则.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矛盾和关联使重农主义话语最终为现代话语系统所遏制,并将南方生活中南北文化的差异变成历史的距离,简单化为现实同过去的区别.重农主义话语的两种模式开启了南方多元历史叙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商君书》读志

前言《商君书》是先秦法家的重要典籍。作者是商鞅及其他法家人物,关于这点,前人考之綦详,不具述。商鞅的法治思想,为韩非所继承和发展,虽然他也批判商鞅“有法而无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商鞅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清代学者对《商君书》曾有校释,成绩卓异。近人和当代学者续有订补,或译为今语,朱师辙先生《商君书解诂》。高亨先生《商君书注译》、山东大学编写组《商子译注))等尤为详审。笔者参阅众家之作,在若干处提出浅见,藉资商榷,并作补     

值得关注的“小杂志”

我在首发的《开卷文丛》中，发现有九十高龄的王辛笛先生的《梦馀随笔》。在《梦馀随笔》中，又偶然发现作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小杂志与新精神》这篇文章。我们因此知道，所谓“小杂志”完全不是开本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文艺精神领域的标示。上个世纪前叶的欧美国家的“小杂志”，是关注文艺新人新作的、可以不发稿费的一种杂志，编者和投稿者都不是为了求利的动机而存在的，双方都可以不在乎杂志的发行，可以说是毫无功利性；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法治主义与权术主义——《商君书》和《韩非子》的比较分析

读了《商君书》,又读《韩非子》,觉得有两个问题先应该明确一下:一是《商君书》核心在“法”,通过法治而富国强兵,《韩非子》核心在“术”,通过权术来巩固君权;二是两本书都是为君王谋划,倡议通过“法”或“术”督察臣吏去管理百姓.此两点是理解这两本书的关键,下文以此为基点试作比较分析.     

从“三驾马车”创作看作家的现实关怀

1996年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三驾马车”现象，即指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有如集束手榴弹般地抛出”，在读者和评论家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何申的《穷人》、《穷县》，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等就是其中的的代表作。对这种较典型的文学现象，有不少评论家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回潮”。本文试图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前提，着重通过“三驾马车”的创作来谈谈作家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怀。一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与此相对应的人文景观也呈出纷繁复杂的变动之…     

走进马桥深处－论《马桥词典》对“人”的多重性探索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除了文献的贡献外，他对“人”“人性”“人类”的关注也在继创作了《归去来》，《爸爸爸》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如何从马桥人在生存重压下的人格裂变入手，探讨作者怎样在悖论中寻找表现的支点（尤其是感性与理性在哲理层面的交融与升华），这时分析《马桥词典》不能忽略的问题。     

辛弃疾农业思想述论

作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辛弃疾的农业意识具有时代意义,他不仅对前朝的农本主义作了继承和发扬,而且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促进商业的发展,把商业运用到农业活动中。其农业思想主导下的经济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纪伯伦民族文化身份论析

国内学界多将纪伯伦的精神文化立场定位为"民族主义者",或指称他的创作思想以及诗作内容中均内涵和外化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考察纪伯伦的全部创作、旅美生涯以及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通过对其占据主导性的文化倾向、意识形态立场加以分析,判定该诗人文化身份定位的基本面并不是纯然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纪伯伦民族主义者身份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对纪伯伦作品的误读,以及由这种误读衍生出来的判断错位。     

身份焦虑与美学冲突——从一个角度重读《创业史》

《创业史》是柳青长期社会实践和美学思考的结晶，尽管囿于环境，柳青的创作不得不凸显“时代精神”，但在细节的丰富性方面，柳青遵循了创作规律，并以真诚的民生视角带来作品的真实品格。今天，体制的变化不应成为评价作品的重要依凭，《创业史》中体现出的身份焦虑与美学冲突，使它成为探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典型文本。     

自我的迷失与膨胀——韩寒笔下的“上海印象”

文章拟从韩寒的文本出发，以其笔下的“上海”印象为切入点来展现作品人物自我缺失、迷失的心路历程。通过对上海“城市建筑”呆板、人工化、无生气特点的描绘，表现了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冲突；通过对精明世故、人情淡漠的上海人生存状态的再现，凸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虚无之间的不协调；通过对以城市文明和现代化为主导的上海文化的反思，表明了作者以边缘立场对抗主流话语的反叛姿态，其结果却导致一度迷失的自我得以极度地膨胀。     

西方国家近现代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本文以时间为顺序 ,介绍评论了西方社会从 15世纪以来的主要经济学思想及其对于经济立法的指导 ,如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 ,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观察经济法的发展 ,旨在提供从另一个方位思考经济法的内质的办法     

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

资本结构理论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资本结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现代分析工具引入资本结构分析,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一系列解释资本结构问题的新观点便应运而生,其流派众多,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等。     

《随想录》的知识分子立场

巴金《随想录》揭示了作家在非常岁月里的心路历程,从中引发对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的思考。巴金在＂文革＂前期陷入盲从、丧失自我立场,需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根源。通过写作《随想录》,巴金努力挽救知识分子奴化形象,维护自我独立人格;《随想录》体现了作家进行自我剖析与自我忏悔的艰难性,在建立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的路途上,巴金以写作《随想录》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远古神话之中的变形记——《远古的孩子》中一个印第安基奥瓦人身份寻求旅程的解读

文章以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作家莫马迪的代表作之一《远古的孩子》为研究文本,重点研究小说主人公赛特寻求身份的历程,深入分析了赛特在白人社会中的身份困惑,探讨了他变形为熊、融入远古印第安神话、最终在印第安神话框架之中获得肉体和灵魂的双重再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文章阐释了莫马迪本人对印第安祖先神话传统的坚定信念,希冀从一个新的角度丰富对莫马迪作品的研究.     

《菊花》伊甸诱惑的原型和斯坦贝克的创作观

斯坦贝克在创作中常常使用原型意象,由于他谙熟圣经,圣经原型频繁出现在其作品中。伊甸园、夏娃、撒旦和智慧果作为圣经中的著名原型,出现在短篇小说《菊花》中。不同于弥尔顿《失乐园》塑造的关于夏娃、亚当和撒旦的史诗,《菊花》中的菊花园有伊甸园的影子,夏娃和撒旦分别以爱丽莎和补锅人体现出来;代表着精神追求,对欣赏菊花美的认可是智慧果的象征。小说体现了斯坦贝克的非目的论创作观,作者借此谴责现实生活中践踏美、忽视精神生活的现象,对爱丽莎这类独自面对精神追求的人们的孤独境遇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