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卡尔维诺小说美学中的诗性智慧

"轻"作为卡尔维诺(Calvino)小说美学的关键要素,不仅意味着一种轻松的表达方式,而且代表着人类存在的最高智慧——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既表现为小说创作中想象性的创造和超越,又表现为借助科学知识对精确性的追求;"轻"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理性的,而是超越二者之上的诗性.     

论喜剧文学的美学品质

喜剧的美学品质在于：喜剧与悲剧是异体同源的艺术体裁,它们的精神是人类生命的内省意识,喜剧的＂笑＂与悲剧的＂泪＂相反相成,互相融会,喜剧的笑隐含着伟大的悲剧精神。喜剧产生于社会的民主意识,这种意识是人类生命追求平等、自由和爱的精神,放弃这一点,就等于放弃了喜剧的灵魂。     

乔姆斯基和金圣叹的句法理论比较研究

中西句法理论因文化背景、语言和诗学观念的不同而显示出迥然相异的形态,以金圣叹和乔姆斯基为窗口,可洞见其中一二。乔氏语言学讲求句法的独立自治,是内指性研究,且句法系统有着严密的层级结构;金圣叹强调句法与字法、章法的互相配合,要求句法灵活多变以追求最佳的表意和审美效果,句法内成员处于平行关系。乔氏和金圣叹句法理论背后之不同是中西诗性思维的差异,前者彰显着对自然理性的崇拜,后者致力于用"无法之法"唤醒人们的自由感知力和原始生命体悟。     

和合: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和合”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与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突出体现在：以天人异质同构为基础并由此确立二者间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润了古代审美境界论,中国人由此而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运思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论,视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为同一的中国诗性智慧特别强调物我互感互动的生命运动中的整体直观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诗性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构架和展开。“和合”文化构建了中国美学的主导精神──对“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和谐基调。     

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陷入了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中西古今文论在其演进过程中的整合趋势而过于强调其分化性所致。本文认为,在中外文论史上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个趋同性元范畴———诗性,诗性一直以其高贵的智慧整合着、贯穿着人们的文学思维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原则属于本体论和存在论的问题,超文化的普遍原则是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回到诗性即是回到常识,回到人类文学精神的原初形态。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     

诗与思的飞翔——从创意写作说起

文学写作基于复杂的生命体验,是感性的、灵魂的,也是语言的、技艺的。创意写作主要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必须从写作经历和实践出发;而文学的本质和基础则是诗性,文学应是作家的诗性创造,艺术批评同样应忠于诗性原则。诗性是丰赡、深广而曲折的,要求作家既要关注西方诗学的理性与逻辑,更要尊重中国诗学的感性、感觉与意象,是诗与思的融合,不能执于一端。作家既要热爱真理正义,也要忠于艺术原则;忠于艺术原则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而放弃艺术原则,也意味着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解读诗性智慧

本文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诗性智慧的演变发展历程 ,将诗性智慧分为历史智慧与玄奥智慧两个层面 ,并从本体论哲学角度分析了其所以如此构成的原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人类正义的新秩序——从“语境主义”化解马克思正义难题引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公平正义。马克思是否追求正义,相关争论形成了"塔克—伍德命题"及其反对派。"塔克—伍德命题"存在着理论症结,尼尔森提出的语境主义是对其的破解。它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是兼容的,正义有法权正义与人类正义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类正义;马克思的人类意义上的正义、自由与平等内在一致,它们作为整体也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类的类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整体利益,追求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是对被遮蔽的人类本质的复归。     

西方自然法观念的诸种特征与本质内涵

自然法观念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之一 ,它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经历了柏拉图的正义观、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卢梭的公意理论、康德的纯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菲尼斯的实践理性等诸种形态的不同向度的发展 ,根深蒂固 ,经久不衰 ,成为人类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考察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共性 ,可以看出西方自然法观念自始至终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价值追求 ;折射着不同阶段的社会矛盾和蕴涵着不同阶段特定的利益要求 ;具有鲜明的历史时空性 ,内涵虽然变动不居但本质是同一的 ,即都是某种理念被不同阶段的人类理性客观化的结果 ,因而使一个阶段的人类社会群体深信不疑 ;它植根于人类的理性 ,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主观理念 ,从而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恒久性 ;它最终被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形而上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的组织精神和建构原则 ,而表现出它的显性形态。可以说 ,自然法观念是人类理性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理念 ,它的作用就在于把人类头脑中的理想逻辑化。正因如此 ,马克思曾指出 ,自然法是不能够被废除的     

维柯“诗性法律”阐释的原创性及其现实启示

维柯的"诗性法律"阐释表现为思想领域、研究方法、法律观的"三重原创性",由此窥见一种遍布世界各民族中的人性光辉,维柯用诗性的语言预演了人类"现代大同世界(modern world of nations)的历程"。"诗性法律"通过阐释诗性智慧揭示了人类文化结构中最本质最优秀的文化因子,它给予我们一定的现实启示:一是中国社会调整机制需要诗性的文化亲和力和文化创造力;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借鉴诗性文化传统提升其价值和谐度;三是在构筑"后发型"、"追赶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大厦中,需要民族习惯法的诗性文化元素和传统智慧的支撑。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正义新解

对于人而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是其终极的价值追求，但同时人又必须在各种关系中存在和发展，只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保证所有人地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其终极的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总是把正义作为一个伦理原则而束之高阁，总认为正义的实现是物质极度丰富后的事情，不可否认，正义的实现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我认为正义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本要求，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正义也具有了实践的意义。本文从正义产生的历史出发，去阐释正义的伦理维度及实践维度并阐述和谐社会背景下正义的涵义及要求。     

论诗性智慧的历史演进轨迹--一种对于《新科学》之核心概念的梳理与阐释

诗性智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把自我不断的导向完美与卓越的创造性的精神能力。这种精神能力最早在原始野蛮人身上发露出来 ,原始人用这种诗性智慧创造了他们适以自存的形形色色的文明形态 :神话 ,宗教 ,艺术 ,政治体制等 ,并接受这些文明的洗礼 ,形成文化与人类自我交错互生、变动不居的大历史格局。此文以维柯《新科学》的阐述为根据 ,梳理了诗性智慧如何由最初纯粹的激情冲动进行文明与自身的同步创化 ,逐步生发出理性观照意识并进而达到理性与感性并运互生的过程 ,向读者清晰地呈现出一条诗性智慧的历史演进轨迹。     

审美文化诗性本体略论

诗性精神是审美文化的灵魂,它的基本内涵包括本体性、融合性、超逸性、情感性和自然性五个方面.在"后现代文化"中,诗性精神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更要求我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与积极弘扬诗性精神.     

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玄学背景下魏晋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外在地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的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江南诗性文化研究方法的建构与探索历程

只要能够证明主体中有一种同时兼备理性反思与诗性直观的生命机能,就可以解决一直困扰西方的“灰色理论”自身的“澄明”问题。与西方哲学主要通过概念劳动和逻辑批判不同,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思维机制、以中国诗性文化为历史社会背景、以中国诗学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我们初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现代理论谱系的“诗性人文学术”。其特点是：以感受舍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对江南诗性主体与文化的研究,同样是通过鲜活的汉语、感性的肉身、诗化的行为,把江南精神从幻想与灰色理论中拯救出来的。     

西方文明的历史摇篮和精神源泉--试论希腊神话和传说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希腊神话和传说注重世俗个体的自由和人间英雄的荣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体现了古希腊民族在追求生活欲望的满足或与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完整人性和浪漫奔放的自由精神.同时,它始终关注人类的存在境况,展示生命的个体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人类的欲望冒险带给人们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人生体验,蕴藏着深刻的现代性价值.它以诗性想象表达了远古希腊人力图诠释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原始观念,是躁动不安的西方思想文化超越性发展模式的内驱力.     

诗意地栖居--贾宝玉的死亡遐想与诗性生存追求

宝玉的死亡遐想和他诗性生存追求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背离儒家主流文化的死亡模式,维护自己本真的生存状态;呼唤充满灵性的心灵,感受存在的深度;迷恋女儿世界,寻找灵魂的居所。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转化,共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世俗理性的真、善、美的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这种生存追求有相对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跨文化交际中的东西方价值观差异与道德融合

跨文化交际是人类生活的共同需要,其复杂性源于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动性。文化决定了价值观,而价值观又是道德的基础。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产生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大迥异的价值观。尽管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和障碍连绵不断,然而,对普遍主义的道德精神的追求却引领着两大文明殊途同归,走向交融与整合,最终实现人类道德的最高理想———自由与和平。     

萨娜的“边缘化”写作

萨娜一直坚持一种真实而具体的深入民族现代化精神危机的“边缘化”写作。她的小说介于传统与现实之间,既承传了古典美学中和谐的健康人性与诗意的生命智慧,又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与理性批判,还反映出诗性失衡的现代焦虑情绪与尴尬生存处境。她的作品重视道德的自我完善与生命的内在超越,包蕴丰富的社会、历史、民俗、宗教、生态等文化人类学内涵与诗性价值,寄寓着对人类社会与命运的终极关怀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