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生态问题的书写已经更为充分，更为繁盛，生态报告文学、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小说等层出不穷，徐刚、于坚、李存葆、叶广芩等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使得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真正复活。他们大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尊重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对现代文明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呼唤着对人类未来具有根本意义的生态意识。     

叶广芩小说中京剧的预叙作用探究

当代作家叶广芩在小说中经常运用预叙手法,提前向读者透露故事情节,揭示人物命运。作者采用的预叙手段除了常见的直接从叙述者的视角提及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外,京剧也是其主要运用的手段。叶广芩小说通过京剧剧名、行当角色等对人物性格和命运作预叙,达到了强化故事结果,增强悬念的效果。     

贵族家世与家族小说——满族作家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比较研究

本论文主要从家世与文学的背景和对没落家族文化的批判与眷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叶广芩与张爱玲两位女作家虽然出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其家族小说都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对贵族生活的批判与眷恋。叶广芩通过对落魄贵族心理变化的描写来剖析人性,富于历史感和真实性;张爱玲主要通过描绘人物的特性来展现小说的主题,突出人性的邪恶与扭曲,富于苍凉感,故事大多属于虚构,在虚构的故事中揭示人性,表现虚无。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京味”与“京派”的温情与超越——从叶广芩的《去年天气旧亭台》谈起

在"京味"与"京派"的俗雅之间,叶广芩同时驾驭着京味小说的古道热肠与京派小说的恬淡悠远两副笔墨。在近作《去年天气旧亭台》中,她抹去了之前家族叙事中"贵族家庭"的悲哀,将历史的"大叙述"与日常生活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凸显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也使得建国后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能够有效接续;贵族性与市井性的有机结合则为民族化与本土化小说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范例。     

寻根与发展——浅论《采桑子》的京味特征与文化内涵

<采桑子>作为叶广芩的代表作,以其浓郁又独特的京味特征以及广博又启人深思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与研究者.作为京味小说,它和老舍、邓友梅等人的作品相比既有传承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而<采桑子>浓郁的文化味又为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补充了新鲜的能量.     

现代性反思:生态文学书写的潜在主调——以贾平凹、叶广芩、红柯为中心

文学中的生态书写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映,也是对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一种探索与反思。陕西当代文学中,涌现了像贾平凹、叶广芩和红柯等以生态叙事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以生态为视角反思现代城市化进程对乡土文明的冲击与挤压,在动物伦理叙事中展开对人类片面主体性的批判,以崇尚自然、敬畏神性为药方来救治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焦虑、压抑,为世俗人性招魂。现代性反思成为了陕西当代文学生态书写的主调。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统计分类体系构建

野生动物资源资产化管理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野生动物的过度利用已经造成许多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状态。因此健全野生动物资源产权制度,提高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效率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资产化评估。以陆生野生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界定其资源资产的概念,参考SEEA中心框架等内容,构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统计分类体系。在划分野外和人工繁育两大类别的基础上,从功能角度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分为经济资产、生态服务资产和文化服务资产三类。最后通过分析各种已有的资产评估方法,提出适合各类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的评估方法。     

生存的忧患与诗化的审美--评长篇寓言体小说《幻变》

张文刚先生新推出的小说《幻变》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关于爱情与生态的当代寓言故事,小说用动植物幻变的寓言,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潜在生态危机提出了警示。作者借写动植物的变异,将神来之笔伸到了现代人的生存现状以及芸芸众生的烦恼人生上,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重重压力与异化。小说《幻变》是现代人生存处境的鲜明写照。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与唯美气息,同时又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和忧患意识。     

还自然之魅——论劳伦斯小说《虹》中的生态思想

劳伦斯在小说<虹>中对自然的生态书写、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对非理性哲学的高度崇尚都体现了作者极富前瞻性的生态思想.作者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讴歌自然,其对"自然"的书写集中体现了他的生态之思:人是大自然的成员,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都离不开自然,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寻求与自然和谐互惠的生存方式,尊敬自然,敬畏生命.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     

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

由于人们对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之间的差异问题一直没能做很好的廓清 ,因而始终存在着对于畅销小说的不公正理解。事实上 ,现今诸多已成经典的长销小说 ,在历史上也是畅销小说。而且 ,畅销小说在今天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成为长销小说的实力及可能。现在的难题不是如何才能创作出长销小说 ,而是如何才能创作出畅销小说     

用现象学"看"诗化小说

现象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流派中最重要的一支,其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即面向事物本身的"看".现象学式的"看"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在中国却古已有之.本文试图借用现象学的"看"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诗化小说,分析诗化小说的诗性正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看"的思维方式.同时试图以泰戈尔的诗化小说为例,初步探讨"看"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从后殖民视角看马哈福兹历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与汉语世界的译介不同,马哈福兹历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表现出系统性和鲜明的特征：这些历史小说的英译本不约而同地关注作品的“古埃及”背景。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读者“选择”吸收了“文本化”的古埃及形象。但事实上,这一“文本化”的古埃及形象,并不符合作者本人的写作意图。作者之所以要集中以“古埃及”为历史背号进行写作,与他所处的现实语境密不可分,他希望通过描写“前伊斯兰”时期的古埃及,表达自己以埃及为本位的民族主义思想。     

追寻异域——论外国文学对红柯小说创作的影响

外国文学对红柯小说的影响是独特而又深刻的.它为红柯的文学生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成分,还改变了他的生活,引领了红柯的异域之行.空间异域--新疆、时间异域--历史和陌生化的语言异域形成了一个"文学异域",在红柯一系列西部风情的小说中凸显出来,成为其创作的生长点.对于外国文学独特的择取,影响了红柯小说创作的取向,即追求人性的自然生长、赞美性格的原始强力,形成了红柯"清真"的小说理念和力为美、强为美、壮为美的朴素主义审美观.     

论大陆新武侠的当代性回应

大陆新武侠在21世纪走出了一条与民国旧武侠和港台新武侠都不相同的、具有超越和发展性质的、大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道路,以"后江湖"的姿态对当代性作出了回应,网络性与女性主义也是其重要的特征.小椴、沧月、沈璎璎等作家的创作代表着"大陆新武侠"的最新成就.     

克劳德·西蒙:叙述的历险者

从传统走向现代,克劳德·西蒙在小说创造上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以绘画的空间性、同时性代替传统小说的时间性,用电影手法等造成的流动感代替传统小说的情节.如何评价西蒙的探索,关系到如何评价"新小说"及小说的演变.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本文通过对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这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探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向,在这两部有标志性的作品中,《秦腔》可以称做是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兄弟》是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创作的怪诞的现实主义。这两种审美风格的出现呈现出:新世纪小说重新回到现实社会,重新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关键问题,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趋向。同时,也提示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需要重新认识。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