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体系的委托代理分析--一种强力制约行政腐败的隐性途径

在正式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代理人(行政官员)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伦理道德观的弱化与缺失,在于行政官员寻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无视自身是“公共人”这一特殊角色。正式制度中的政策法规必须要紧密结合非正式制度中的行政伦理道德的隐性制约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遏制效果。     

食品安全监管与法律供需研究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是食品安全的最重要制度保障。法律的效用和既存的法律制度是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需求的主要因素。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监管理念缺失等诸多问题,导致政府监管失灵,应增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的供给。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供给应诱致性法律制度变迁和强制性法律制度变迁相结合。因此当前中国可以制定一部专门性的食品安全监管基本法。     

非正式制度的层次和作用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划分为价值观念层→习惯习俗惯例层→村规民约层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越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越低。当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小于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收益时，会发生有效制度变迁，否则相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抵抗、冲突又彼此约束、补充，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和均衡状态。非正式制度主要影响制度变迁的速度，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制度变迁达至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由此，政府除了积极引导农民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对改革有正向作用的习惯习俗惯例外，还可将村规民约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民族贫困地区农户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调研

［摘要］农户经济合作对于联合捕捉市场信息、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乃至提高农村经济竞争优势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凉山彝族自治州4个县12个乡镇388个农户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农户合作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户总体参与合作的程度高，成功率高，但参与正式合作的程度和成功率相对较低；参与非正式合作的对象选择主要囿于村落范围；非正式合作项目分项参与情况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高于学界预期。     

制度的实施收益、实施成本和维持成本

制度的实施收益指它在实施中给个人带来的各种利益和效用,制度的实施成本指它在实施中给个人造成的各种损失或负效用.制度的维持成本则指实施该制度所引致的各种费用,包括纯粹的维持成本和防止成本.决定制度的实施收益、实施成本的主要因素为客观境况集合,价值观念和知识素质.制度的实施收益、实施成本在短期和长期中是不同的,其原因有适应过程,"花室"效应和一些因素的积累变化等等.维持成本的决定因素在于,制度本身的性质是否具有帕累托性质,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以及与其他制度的关系是互相匹配的还是不匹配的,以及制度的受益面和受损面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金融转型秩序型构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金融转型秩序型构离不开制度保障,其中,非正式制度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渠道对秩序型构发挥重要作用。转型期我国金融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被打破,非正式规则出现变形扭曲,对金融秩序型构的阻滞作用明显。未来要加强观念先行机制、正式制度保障机制和金融文化支持机制的建设,推动非正式制度供给创新,促进金融转型秩序型构目标实现。     

中国农民经济纠纷解决偏好分析

根据发展理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对正式法律制度应有更强的偏好。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全国调查数据,本文考察农村居民在面对经济纠纷时的策略选择验证这一假设。描述性分析显示,诉讼成本、法律知识以及传统因素是阻碍人们使用正式法律渠道解决纠纷的主要障碍。统计分析揭示：1.经济发展速度,而非经济发展水平,对正式法律制度具有支持作用;2.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后,其边际效用为负;3.一般来说,卷入市场经济程度越深的人,对正式法律制度的偏好越强;但这种关系在控制住法律信息水平的情况下消失。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鉴于作为正式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厘清二者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非常必要。研究发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信任,都能减少会计舞弊,且二者为互补关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健全监管处罚法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的力度。     

略论国际合作中的非正式控制机制

国际合作中存在着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两种模式,正式控制机制已经在大量的国际制度主义文献中受到关注,而对非正式控制机制的研究则相对缺乏。解决国际公共事务中的合作困境,仅仅依靠正式国际制度是不够的,必须加入非正式控制手段。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国际合作中的非正式控制机制的研究。     

制度嵌入: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

制度在旅游发展模式演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界目前对旅游发展模式现状及横向优劣比较的研究较多,而对模式是如何演进以及如何解释制度对模式的作用机理缺乏相应的研究。文章基于新经济社会学中制度嵌入性的分析框架,结合郎德苗寨的实践案例,对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进行考察和阐释。内生文化诉求、资本利益博弈与制度嵌入调试共同推动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动态演进和多元共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生演化,分别借助科层制、项目制和制度赋权的路径嵌入于民族传统村落,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村落旅游发展模式。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非正式保险制度

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风险保障制度的研究认为,在总体欠发达农业社区,非正式的保险制度存在和运行是合理的;它的效率次于正式保险制度,但在社区风险保障中发挥着重要和广泛的作用.从我国农村社区风险保障制度需求和供给层面分析,非正式保险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网络反腐过程中网络举报的规范化研究

网络反腐信息的披露和曝光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将网络披露和曝光反腐信息的行为视为举报之一种,肯定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赋予其规范意义和制度功能,既符合举报制度的法律解读和政治意涵,也是应对腐败案件特性和国际反腐运动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应该针对非正式网络举报特点,建立舆情收集分析和线索核查机制;确立合理评价和鼓励原则,理性规制和引导网络举报相关行为;制定《举报法》,完善网络举报法律制度,规范保护网络举报。     

行政法不成文法源及其在我国的确认和适用

域外行政法法源不仅包括成文法,还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判例和习惯法等不成文法。中国大陆的行政法法源理论与司法实践,则没有对这些不成文法源进行正式的确认和适用,而现行法律实践中已具备对其确认和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城中村向何处去——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开放改革之初,由于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坚持城中村改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期存在。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的环境法思考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针对前一阶段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根据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所提出的新要求,需要从农业生产方式改革、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农民权利保障方面进行整体谋划,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立法思维下的环境法律制度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消除环境立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环境权益,健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     

村规民约略论

通过对村规民约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分析,指出村规民约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发展都与社会当时的具体环境,特别是政治需要及权力运行模式密切相关。作为乡村社会“小共同体”“私的法律秩序”,村规民约与国家“公的法律秩序”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提出为保证中国法制统一,学界不应过高渲染村规民约的功能作用。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伦理价值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和意义是主要的。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