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技术哲学“本体”的一种可能理解

歧见纷呈的发展中的技术哲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但在"本体"维度无不指向"技术"。对"技术是什么"之设问作应答的"技术是……",作为经验命题仅仅限定于"现象界",谓词"什么"无法企及作为"本体"的主词之"技术"本身。只有排除谓词后的"技术是",才彰显着"技术"本身。旨在充分展示其全面内涵的"技术是"命题,经"技术是技术"达于"技术如何是技术",实现对经验命题主词作前提追问的"自行展开"的命题转换。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以人的"生命活动"为现实性基础,经"思"与"反思"及其交融,在"技术"是起来"的途中,推进着作为技术哲学"本体"的"技术"的思维建构,为技术哲学奠定着历史展开之基。     

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

庄子发现了"道"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的哲学悖论,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美是什么”的命题究竟是真还是伪?——认知美学对新实践美学的回应

认知美学认为美是什么命题的形成过程是反逻辑的,是个伪命题,因此无论哪个学派做出怎样的解答都不能成立。事物之所以美不是来自美本质,而是来自认知活动。在事物有利性的作用下,大脑中形成了相应于事物外形的知觉模式;知觉模式对外连接着事物的形式,对内连接着情感。以知觉模式的建构为前提,人在非利害状态下由对事物形式的知觉而产生的愉悦感就是美感,引发美感的事物被称作美的事物。在美是什么命题的逻辑错误已被证明的情况下,美本质研究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了,应该即时终结。     

当代西方伦理学“是—应当”问题研究的三条路径

"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和知识论范式的转变给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应当"问题的研究逐步摆脱了早期教条式的二分关系,倾向于构建二者相互联系、彼此融合的方案。当前主要的三种研究路径,分别从语言分析、道德客观性建构与道德事实论证的角度,展示了伦理学在道德语言、论识论以及道德的客观性基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鸣放”的历史考察

1956年4月"双百"方针作为新中国文化方针被正式提出。1957年初,毛泽东力主"放",并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赋予其新的政治功能。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双百"简称为"鸣放",得到进一步的提倡。整风转向反右后,"鸣放"虽在,"双百"方针却难再继。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鸣放"不仅仅是"双百"的缩略语,其中包含着"双百"方针的发展轨迹和反右后名存实亡的内在逻辑。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在”与“在者”的分别——从中国哲学语境看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

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之“如何”的叙述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从中国哲学语境所观察的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西方哲学是以分别之法将“存在”分立为“在”与“在者”,“存在”作为“问题”乃是因“在”与“在者”的分别所致,这种分别的所缘是“在者”与“在者”之间的不统一性(同一性),从而衍生出我们的所见所感如何可以是可信的实在的问题.因此,由“在者”之可信之疑而走向“在”本身.如何在“在”与“在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以为“信”的桥梁,成为西方哲学努力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分别中所形成的对“存在”本身(是)的“是什么”的把握,却不得不陷入对“存在”问题知识论的解释性悖论.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从“蓬山”意象说到古典诗歌的解读

（一）西方有一种理论：“诗的妙处在于猜测它的含义”．甚至认为“诗里必须有谜”。李商隐许多诗的含义极耐“猜测”，不仅有“谜”，而且似乎不止一个“谜底”。蓬山（蓬岛、蓬峦、蓬莱树等同一系列）意象在李商隐诗中共出现七次，分别在六首诗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天题·相见时难》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海上谣》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郑州献从叔舍人褒》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伏俨云旗。《一片》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七月二十八…     

一种类型的新与变:从“红色经典”到“谍战剧”

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在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书写和类型化策略诸方面的表现与运用上呈现出全新面貌,最终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类型取代。具备商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在高潮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但只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纠正对正史的歪曲和戏说,避免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达到类型的突破和创新,谍战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历史主义的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本文提出 ,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 ,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 ,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 ,本文认为 ,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 ,在“当下”社会共识的建立中寻找、追求 ,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     

“忘却”是悲——“三八节”有感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女性公民们自然忘不了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于是，“巾帼英雄”、“女强人”、“女村民”、“女市民”、“女明星”、“女健儿”、“女军人”、“女教师”……凡“女性者”，皆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一节日。她们或尽展风姿、或尽展才情、或尽展心智、或尽展嗜好、或尽展组织才能．…．．让这一天的欢乐和喜悦永驻在心底，     

“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对意识“难问题”的一种破解

意识的难问题又称为世界之结。为破解这一难题,历史上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破解之道。在众多的解谜方案中,著名脑科学家G.埃德尔曼的动态核心假说对意识的难问题作了独特的破解与诠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核心是个“进”字──对“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理解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富是指比过去富、小富、先富。这个思想既是针 对富强地区的特殊性,又有普遍意义。“富而思进”是对“穷则思变”的发展,其核心是个 “进”字。富易生奢变败是多见常见现象,只有“富而思进”才能避免这种消极因素发生。 这是历史经验总结。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