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在世”规定及其“实践”功能

西方形而上学在其产生的初端就蕴含着形而上学本身的旨趣、规定与功能,形而上学作为高端的本体论理论顶点本质上面对着神性的纯粹至上的对象,但仍然隐含着对在世处境与境遇的表达以及对实践功能的间接回应。形而上学尽管高耸入云,实质上却是以抽象的方式迂回地说明了其在世和实践的重大问题。而且形而上学的历史也证明了形而上学有其与在世相互关联、与实践相互翻转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形而上学的在世规定与实践功能问题上提出的变革性思路。     

“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最根本的理论本质。但在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中,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被窒息了。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马克思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开辟了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域,从而拯救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里,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批判向度与批判旨趣都呈现出全新的内涵,这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具有的解释和启示力量,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与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当代哲学必须面对的哲学问题;当代哲学的主题是如何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是在"无之无化"和"沉默"中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在意义上却是当代的,他关注着人类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面对康德的问题,在"实践论转向"中,让我们从哲学的"言说"走进现实的"感性生活",在"社会批判"中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就是"改变世界"。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在”与“在者”的分别——从中国哲学语境看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

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之“如何”的叙述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从中国哲学语境所观察的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西方哲学是以分别之法将“存在”分立为“在”与“在者”,“存在”作为“问题”乃是因“在”与“在者”的分别所致,这种分别的所缘是“在者”与“在者”之间的不统一性(同一性),从而衍生出我们的所见所感如何可以是可信的实在的问题.因此,由“在者”之可信之疑而走向“在”本身.如何在“在”与“在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以为“信”的桥梁,成为西方哲学努力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分别中所形成的对“存在”本身(是)的“是什么”的把握,却不得不陷入对“存在”问题知识论的解释性悖论.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境域和“新”唯物主义

面对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路径 ,一般唯物主义缺乏在世的“存在论领会”,后人对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也存在误解。当唯心论把一切存在者“引回到主体或意识”时 ,却始终不对主体或意识的存在方式进行追问 ,这同唯物论把“存在”或“实在”与物质等同一样 ,在方法论上错失了其存在论基础 ;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者和他的对手 ,按他们各自的方式 ,将马克思哲学读进了西方形而上学里面 ,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路子似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     

《庄子》“卮言”新释

“卮言”即“悖论之言”,它描述了“道”与“言”之间的悖论性关系,“悖论之言”本真、变化、无限避免了“独断论”抽象、静止、有限的谬误,因此“卮言”给予读者理解的开放性,在悖论的张力结构中蕴含着无限生成的可能性。三言之间没有宗本与非宗本的关系,卮言、重言和寓言之间互相交融,共同为着体道的目的而言说,共同构成《庄子》语言的本真、变化、无限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在先"到"存在在先"--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救赎之径

形而上学的灵魂是“在先”,即一种不断寻找另外的、更好的可能性的超越性力量。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大体经历了“本质在先”和“存在在先”两个阶段,前者的共性是追寻更“真”的“是者”,后者的特质是研究更“本己”的“是”本身。当代西方形而上学要克服自身的危机,必须进行转向,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     

“言说”沉默

本文针对沉默的“不可知性”,思考其被言说的可能性与方式。作者首先对沉默进行了基本类型的划分,即超越性沉默与内在性沉默,并尤其肯定后者的价值与意义。随后,作者进一步将内在性沉默划分为静默与缄默。作为这两个子类型的他者,声音与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以否定的方式想象沉默。然而,吊诡的是,静默与声音、缄默与语言之间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事实上,这种两极化的对立非但不能让我们更好地接近沉默的真意,反而会将沉默内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过分简化。只有当我们对沉默做更为细致入微的审视,只有当我们对沉默与其种种他者之间复杂、近乎于复调式的关系性有更为准确的把握与理解之时,我们才可以真正“言说”沉默。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颠倒”，还是“超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误读之批判

视马克思为“形而上学的颠倒者”,是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误读;实际上,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重建”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嚣尘上的历史境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当代西方哲学建立一种“对话”型的新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当代性并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批判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作为一种学科创制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 ,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 ,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 ,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现代西方哲学主张“哲学的终结” ,但却始终未能超越哲学。“哲学的终结”反映了哲学的危机 ,更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危机。维特根斯坦否定哲学是因为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许多伪问题 ;海德格尔宣布哲学终结是因为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 ;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是为了反对实证论的本质主义 ,去除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刺激他们思考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马克思把哲学危机看作一定时代危机的表现 ,批判哲学 ,必须批判哲学生存的现实 ;消灭哲学 ,必须消灭哲学依附的制度。马克思真正使哲学变成了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哲学的超越。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观

哲学观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一个重要视域,在当前的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由于不理解马克思在哲学观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也就导致了我们在不同场合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出现诸多混乱。本文试图表明,只有从马克思终结旧形而上学并实现哲学观的革命性变革之后,才能真正达及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内涵,由此马克思哲学才能回应后现代条件下“消解形而上学”思潮的挑战,其当代性言说才能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我们必须直面存在于我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历史间距 ,承认理论的“可能性”高于理论的“现实性”这一理论演化规律 ;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 ,去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     

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辩护——“进步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的异质性勘定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应当予以摒弃。缘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来讲,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也总是借以"进步主义"来指责马克思的虚妄。对此回应需要追问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定的"进步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进步主义"?马克思是"进步主义"者吗?如果是,那么它与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那个"进步主义"是否一致?从后现代主义对"进步主义"批判的内在机理中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线性"进步主义"的历史单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命意中的历史目的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是一种"进步与灾难"的辩证法与线性的"进步主义"都是相异质的,因而,以"进步主义"来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与“从后思索”

作为“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实际上是指人性化了的社会和“合乎人性的人”.“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必须立足于它,说到底乃是由马克思所特有的“从后思索”的运思方式决定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中,这种运思方式有着诸多的体现.“从后思索”中所谓的“后”,既是实然意义上的,也是应然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这种运思方式固然是由哲学本身的反思性质决定的,是这种反思性质的要求和体现,但在根本上取决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特点.人的历史本身是人以其实际地存在现实地生成着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只有通过已然的和将然的“结果”,才能以反思的方式重建并再现人的存在本身的生成史.对真正历史性的发现,注定了马克思对“从后思索”方法的选择,并由此决定了他的历史叙事不是直观的,而是内在地蕴含着一个反思的层面.     

评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矛盾的“显”、“隐”与“被证”

本文在澄清“矛盾”、“自涉”、“意义”、“禁止”诸概念基础上 ,评析了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 ,指出了皮亚斯观点的“灼见”与“不足” ;刻意分辨了“仅是矛盾”与“矛盾被证” ,指出“强化谎者”悖论之根源在于“复合命题”谬误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如何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的终结”——兼论沃尔夫冈·豪格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阐释

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的口号,因此,西方学术界有学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的理论是没有哲学的.对此,沃尔夫冈·豪格认为,马克思是有哲学的.首先,马克思哲学不是“机构哲学”或学院派哲学;其次,马克思哲学终结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即西方形而上学;最后,马克思哲学是扬弃了黑格尔哲学和他自己早期哲学的哲学,即“扬弃了哲学”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