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棍》一书谈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

无可否认，出生性别比升高作为一种异常社会人口现象，它的出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后果。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或者说社会后果的影响程度、范围，甚至性质到底如何?出生性别比升高造成的社会后果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将会怎样表现?我们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科学的总体判断。     

戏曲衰落的经济学分析

在20世纪中期之前，甚至80年代之前，京剧、秦腔、豫剧等戏曲，是普通民众主要的娱乐样式。20世纪20年代，名角儿，尤其是名旦，都有一些疯狂的粉丝，一如今日的娱乐明星。众所周知，自那之后，戏曲出现了明显的衰落。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

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学确乎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一些以此为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究竟春天是不是来了要看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在做什么，做得又如何。如果看看近年来的一些“显赫”成果，我们大概就兴奋不起来了。继“农村居民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农民工安全感最高”的调查结果之后，又出来了“2005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乍一看题目真让人不免心里紧张，生怕再弄出个女性的幸福感超过男性之类的东西，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     

街童：“自救式”流浪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街童（Street Children）即我们所说的城市流浪儿童。20世纪末,流浪儿童数量大幅增加,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起发生巨大经济与政治转型的国家,流浪儿童的数量一直在急剧上升。这一现象,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更是如此。     

实施整合营销传播问题的研究

整合营销传播（IMC）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大师唐·舒尔茨提出和发展的。IMC的核心思想是以整合企业内外部所有资源为手段,再造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市场行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企业统一的传播目标。笔者从下面几点研究如何实施整合营销传播。     

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使各国政府认识到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但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发展却并未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展，而经济却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的事实，促使我们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重新进行理性思考。     

论高等教育的质量观

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国际性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如何培养大量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高质量人才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国际性关注，又更进一步。我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始于1999年高等教育的扩招，规模的急剧扩展给高等学校办学造成巨大压力，特定的环绕使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凸现出来，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完善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不景气相继爆发“福利危机”，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措施，缓解日益突出的养老保障财政压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浪潮由此迅速在全世界扩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吸取国际经验教训，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中最有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80后：在奋斗的路上

“80后”,目前中国最受关注的一代,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80后”作为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特指国家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据统计,中国的这个群体超过2亿人。     

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与家庭关系

20世纪60、70年代，工作与家庭就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到了80年代，它已从起初的关注“双职工家庭”与“职业母亲”领域发展为多学科、多理论视角的研究领域。Menaghan和Parcel在1990年的综述中给该领域作出了一个概念界定。十年过去了，研究者们一直热衷于工作与家庭的相互关系研究，尤其注重工作对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成员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官退民进：探路公共服务去行政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多社会需求,这些社会需求原先都由政府来解决,导致政府机构设置臃肿,各类经费剧增,而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不高,不能满足群众需求,引起诸多不满。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等国家都推行了“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老龄化：福兮祸兮？

在现代社会中．老龄化的到来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老年人增长的同时，青少年急剧减少，这两者“相反相成”使中国的老龄化进程猛然加速。老龄化直接的社会后果：一是老年人口增多，社会负担增加：二是劳动力短缺，社会供给减弱。有一个指标是用来说明这方面情况的，这就是“老年赡养比”。“五普”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大概占75％左右，老年人口占10％．两者是75：1。而到了2020年．据专家估算．会达到4-5个劳动年龄人口养1个老人。当然，这样的发展趋势还会继续，于是，有研究者据此将老龄化的前景描绘得很可怕。但是，仅看老年赡养比是不全面的，因为还有一部分被赡养人口——儿童没有被考虑进去。     

从全民幻想到集体意淫——中国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不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民工潮”，即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更带来了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一大批社会的中下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积累。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人头地”越来越困难，变得仅仅停留在想象中，“全民幻想”逐步取代原始财富积累，社会逐步“定型化”。     

身体的再国家化与去国家化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只有琐碎的研究没有琐碎的现象，社会学想象力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培养一双慧眼，从毫不相关的琐碎现象中找到内在的社会机制。身体在传统社会学领域并不是主流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话题，这或许是由于身体现象的琐碎，抑或是研究身体的社会学视角还未被学界发现，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改观。其实诺贝特·埃利亚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身体的文明化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我国志愿服务发展面临的几个问题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人志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而提供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志愿服务在我国逐渐兴起,经过30年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便得以快速发展,我国志愿服务的全民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服务水平也不够高,组织管理也不够完善,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志愿服务发展中也还存在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韩国公民社会的美丽心灵（二）——朴元淳：学者、人权律师、公民运动领袖、慈善家

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中。朴元淳为刚刚实现民主过渡的韩国社会的人权保障和民主深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在逐步消失的“中间市场”

油价还能涨多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油价仅仅围绕20美元一桶上下波动。除了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有一个小波动,整个世界已经习惯了低油价带来的幸福。但是在过去的4年中,油价涨了3倍多,已经达到70多美元一桶。而且它仍在攀升,未来市场价格预示石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很珍贵。显然,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从地区经济资源和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结构来看,在所有潜在和现实的区域经济合作中,东北亚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资源禀赋差异分析东北亚区域确切地说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蒙     

一个文化北漂者的心声——访北京“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

“文化北漂”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京城独特的人文景观之一。这些文化北漂人士的社会背景不同，生活态势各异，但他们都在努力拼搏着，带着失败的创痛和悲伤，带着成功的喜悦和欢愉。本文中的逢飞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北大硕士毕业后不久创办了一个民间公益性文化组织“一耽学堂”，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逢飞和他的同伴们过着清苦的生活，这在当前社会不可谓不难得。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心志的激励。     

走近非政府组织

NGO精神所体现出的人性、人道、公义和文明性,使得NGO成为改良甚至重构传统的政府、市场两维体制,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分工协作的现代三维体制的重要能量和重要方式。同时,在中国从传统管制型社会向现代自治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NGO还充任着现代文化的传播者、公民意识的培养者、志愿精神的重建者等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