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元代肉类的消费生产与南北分异

蒙古民族自古以游牧为主,其饮食结构中肉类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蒙古族建立了元朝的统一大国之后,由于其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吸收了某些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内容,但仍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饮食生活习俗与特点;元朝的肉类消费与生产,则突出地显示了南北、汉蒙之间不同的发展方向与风貌。这也说明了元代肉类的消费与生产,作为饮食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既是物质文化活动的产物,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椅神文化生活的限制和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     

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

1287年元朝在高丽国设置了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建制——征东行省。征东行省是元朝统辖高丽国的首脑机构,在高丽国的王都设有官署衙门,与高丽政权的官僚机构分署办公,征东行省长官的组成、下属机构的设置、官员的任免、统辖机制以及行省的职能都与元朝内地行省有所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     

元王朝对广西民族地区的统治

关于元朝时期广西民族地区的研究,往往语焉不详。其因大致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的材料,相对而言确是较少。一是有的研究者似乎认为,这一时期并不重要。其实,元代在广西民族地区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故草此抛砖之作。一、元代在广西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命元兵南下,先后攻克襄阳、潭州,至元十三年(1276年),遣使徇郴、全、道、桂阳、永、衡、武冈、宝庆、袁、韶、南雄诸郡,其守臣纷纷迎降。同年六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论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同时,元代文学也有迥然不同于其它时代文学的独特风貌。本文试对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作一粗线条的描述。文体变革与俗文学的兴盛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元曲自有其历史地位。然而从文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元曲的地位似乎较之唐诗宋词更为重要。元以前的     

元统一前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统一是历史的主流。而在历史上作为统一时期的执政民族,当然可以是汉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中国历史上,在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前,还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或其建立的王朝能够统一全国。元朝的肇基,元朝的一整套统治方式制度,对后来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建立的清朝,在巩固和发展对全国的统一事业方面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阐明这一历史现象,除了从元朝本身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等多方面原因来理解外,还应该追溯到元朝建立以前的宋、辽、金时期。这里仅从宋、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研讨与元朝统一有关的三个问题。     

论元朝文化的历史地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统治的时间并不算长,前后不过百年,就是从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开始,至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应昌退出中原,也只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但是,元朝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如何估计元文化的历史地位,目前学术界认识尚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宋元之际,由于进一步推广理学,阻碍乃至窒息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的认为,蒙古入主中原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尚无文字,文化极为落后,入主中原后又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压抑了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认     

古代至中世纪日本人中华观念的演变

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和朝鲜两国都抱有好感,而随着其国力的增强,独立自尊意识也随之加强,谋求本国对中国的对等地位,对朝鲜等周边小国则视为藩国,其对印度的态度则因为其为佛教源头的原因而持景仰之心。进入中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发生了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因而恶化了两国关系,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日本经济在元代开始形成其独立的经济体系。     

元朝茶户酒醋户研究

元朝茶户酒醋户研究高树林元朝茶户、酒户、醋户与盐户一样，皆为诸包户计的一种，都是研究元朝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于盐、茶、酒、醋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都是元朝的禁榷物品，讨论其有关问题，应该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但因盐户的份量很重，内容也多，限于文...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儒家欲以德治统一全国;奏二世而亡,汉反思法治,德治独尊地位奠定;存天理,去人欲,理学把德治引入禁欲主义的歧途。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东汉道德教化传统及其历史效应

经过长期战乱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政权 ,为安定社会 ,巩固统治 ,把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作为统治的首要任务 ,从中央到地方 ,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严密的道德教化网络。东汉的道德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它促进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 ,提高了管理者的道德素质 ,也美化了社会风俗 ,其历史影响十分深远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