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形象解读

享有"世界之眼"美誉的《时代》周刊封面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名人要事为主,密切关注政坛动向和中美关系变化,通过直接描述或问题影射来突显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差异,并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对中国进行报道,辅以价值观传播。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差异性,促使《时代》周刊在择取中国信息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偏向性,造成读者片面地掌握中国各方面信息,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歪曲。中国应主动出击,加强对外传播力度,增强国家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构建良好国家形象,让世界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知中国。     

江泽民的海权思想与实践——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

建构主义强调国家间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决定的。共有观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角色和身份,而角色和身份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形势和国际问题以及中国自身的深刻认知,是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重要基础。这种身份决定了中国必须要建设强大的海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美苏冷战关系和中苏结盟在亚洲形成了中美直接对抗的亚洲冷战体制。处于这种“一边倒”冷战体制之下 ,中国与美国对抗时希望苏联的支持 ,与美国缓和时需要美国的诚意 ,而当美苏缓和、中美紧张时 ,中国的外交就必然面临困境。从朝鲜停战开始 ,中国乘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大趋势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取得进展 ,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 ,而苏联不支持中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对抗以继续“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便重新强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 ,提出有限和平共处思想 ,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调整因此发生转向     

和谐思想的国际认同

和谐思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国与国以及人与自身都存在其合理性;国际社会对和谐思想存在着主观误解与偏见,其传播主要受到意识形态、霸权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提出了软实力发展战略、加强软实力建设,提高和谐思想的国际认同,并澄清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性质是为了世界和谐与发展。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 :美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并不单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 ,要用意识形态来号召西方国家团结在它的阵营中 ,但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 ,又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合作。冷战结束后 ,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对美形成挑战 ,美国又举起意识形态的旗帜 ,拿“人权”大棒打压和妖魔化中国。可见 ,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不过是一件工具 ,要视各个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 ,来决定其在对外政策中所处的位置。     

文明的冲突还是利益的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用事实验证,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来看,所谓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利益冲突的华美外衣,没有实质内容的改变。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人权问题既是美国主要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美国政府和国会拥有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永恒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的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共产党宣言》中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进路与时代意义

《共产党宣言》作为蕴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的“藏宝库”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源”，不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破”与“立”中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形成“批判的武器”，而且理性认识阶级利益不相容性、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将理论认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武器的批判”。面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复杂形势，“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将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远航。     

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看“新闻自由”的实质

前一段,在我国新闻界有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新闻自由”津津乐道,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而力主在中国照搬西方的“新闻自由”体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西方,新闻亦属意识形态,其活动也附属于政治,因此,它的新闻若离开了资产阶级的钱袋是绝不可能“自由”的,而且西方资产阶级也绝不允许有违背自己利益的自由新闻。这一点,仅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看“新闻自由”的实质

前一段,在我国新闻界有人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新闻自由”津津乐道,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而力主在中国照搬西方的“新闻自由”体系。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西方,新闻亦属意识形态,其活动也附属于政治,因此,它的新闻若离开了资产阶级的钱袋是绝不可能“自由”的,而且西方资产阶级也绝不允许有违背自己利益的自由新闻。这一点,仅从美国的战时新闻政策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红楼梦》中的释道思想及其实质

在《红楼梦》中，释家的“色空”观念、道家的“淡漠”意识，都有明显的表现。对此，当前学术界已不再掩饰和回避，这是“红学”的深入与解放。本文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小说上述思想的具体诠释与剖析，说明其基本精神完全在于借释、道之说以宣扬儒家的社会主张。     

微电影的地方感审美与城市的形象建构——以福州本土微电影发展为例

微电影作为新兴的媒体形式和营销载体早已备受关注,而其在城市形象建构和传播中的作用刚刚崭露头角。特定城市空间内的微电影在本土化叙事中彰显城市现代性的追求,展示城市地理景观以及塑造城市群体形象,本土微电影本身亦成为一种仪式化的城市媒介地标。利用微电影呈现城市形象的同时,还能传递给受众地方感审美和城市精神认知的双重体验,蕴含着城市现代生活的市民话语,牵动市民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福州本土微电影的城市形象建构,丰富了形象传播的维度,值得关注与探讨。     

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理论探源——以冷战后中国形象的西方解读为视角

后冷战时代纷繁芜杂的动态性现实使国家之间形象认知的冲突性表现得极为明显,有必要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变量探讨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其中,权力是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最本质因素;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外部环境;一些国际制度的统一性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往往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问题,最终影响他者的国家形象观。观念与重复性互动有时更易于阻止他者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发生积极的变化;由于"敌人"的建构具有多重功能而成为某些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国家之间彼此的形象认知很难趋同。国家形象认知的冲突性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     

影响我国高校学报进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的原因

我国高校学报进入《SCI》、《EI》、《SA》、《CA》、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俄罗斯《文摘杂志》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进展缓慢。究其原因,与高校学报内容散且杂,专业方向不集中,学科优势不突出,学报出版周期长,编辑人员缺乏进入国际检索系统的意识有关。     

DEPA数据安全规则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和CPTPP/USMCA/RCEP的比对

构建数据安全规则是推进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关切,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后,需要在RTAs框架下,基于数据安全视角对DEPA 进行规则解析。采用自然语言识别法梳理DEPA数据安全规则体系,针对数据安全核心议题——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个人信息保护等,结合“特定规则”和“一般性规则”分析,通过文本比较评析DEPA和CPTTP、USMCA、RCEP等既有协定在这些议题上的覆盖范围、承诺深度的趋同和分歧。研究认为,DEPA针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所构建的规则,在推动数据流动自由化和保留自主监管空间两方面都处于中游水平; DEPA的个人信息保护覆盖范围比较广泛,特别强调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的使用。中国申请加入DEPA能够推动中国和DEPA在数据流动等议题上进一步确定和磋商,推进中国参与国际层面规则构建的进程、完善国内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制,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乃至其他RTAs协议的谈判都有积极作用,能够提高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意识”怎么变成“意识形态”——寻找消失的“观念”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对“意识”(Bewußtsein)的使用与观点,是从将其视为“需经理解与认识”的一种带有“哲学特定意涵”的对象,转变为将其作为“独立”的、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概念加以阐释。“意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转变为“意识形态”前,它必须先具体化为“观念”,并以两种模式来演变。一种成了代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即广义的、具有中立性质的意识形态;另一种则质变为带有负面意涵的意识形态,这系因人类的异化劳动、阶级建构等因素,使它在具体化为观念的过程中,产生了负面意涵。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

心理学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外决策却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心理视角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外决策研究领域。其中,“认知以何种方式对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运用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必须注意其适用性。     

ICSID公约退出的法律影响探讨

ICSID公约第72条中的"同意"应被解释为不可撤销的"单方同意"。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在通知退出ICSID公约前于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或促进投资国内立法中所作的受ICSID管辖的"普遍同意"即便在这三国的退出行为生效后仍能被外国投资者接受,从而达成两者间"同意仲裁的合意",ICSID据此拥有管辖权。但基于平衡退出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应将有权按照ICSID公约下仲裁或调解程序提交ICSID管辖的外国投资限定为在东道国退出生效前已进行的投资。部分拉美国家退出ICSID公约的行为对ICSID保护国际投资作用的发挥影响有限。有关拉美国家应采取积极主动举措,以期改变目前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事项上共同所处的被动局面。     

从美国亚太战略看云南省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美国“重返亚太”后,把在亚太地区的全面参与作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的全球战略。以东南亚为通道,美国通过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制造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崛起和削弱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此,云南省在桥头堡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政治认同的关系,关注宗教渗透问题,自觉传播和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可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文化建设、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等策略来多途径保障云南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