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雨时代的元代书法风貌

元代在统治者推行"汉法"等文化政策的推动之下,书法领域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张雨时代是元代书法史的重要时期.该时代的书法风貌具有鲜明特征:(1)权重位尊的赵孟頫起元代书坛的伟大旗手,其复古主义书学思想影响了几代元代书家,与麾下群贤共同营铸了元代书法的整体风貌;(2)在赵孟颊的积极倡领之下,二王以来所确立的帖派书风得以复兴和发展,与以张雨和杨维桢为代表的新潮书风交相辉映;(3)不仅楷行书成就斐然,篆隶书法也蔚然成风,成为"托古改制"的复古书风的重要支脉;(4)书画印三者相依相映、相辅相成,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祝允明小楷书法略论

小楷书法在明代又出现一个新的高峰,尤以吴门书派为代表,出现了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小楷大家.祝允明小楷曾被赞为"明朝第一",其小楷出现的面貌比较多,早期法度严谨,表现出道劲、雄健、谨严、平正之风,中期小楷表现出端庄、凝重、厚实的书风,取法钟繇、颜鲁公,体现出浑厚质朴、随意而为的仪态,晚期以行书笔法入楷,点画用笔更加随意,表现出祝允明独能于矩绳约度中而具豪纵奔逸意气.     

杨维桢书法的形态创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与赵孟頫“复古”秀雅的书风比较,杨维桢的书风具有明显的叛逆意味.他以一种新的视角解构了正统书风,在艺术形态上呈现独具一格的面貌.文章首先从笔法、结体、章法几方面分析了杨维桢书法在技法形态方面的特点；再分别从风格取法、空间意识和个性化的语言样式几方面来考察其书法审美形态的架构方式,探讨其创新之处和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同时联系明清个性书家、尤其是明末狂放书派的书风特征,来阐述杨维桢对后世书风的启示作用.     

论李邕书风之嬗变

众所周知,李邕书法当属王羲之体系,但李邕书风并不死守右军法度。李邕被贬遵化后因立功出任澧州司马时,他的书风开始发生转变。李邕书风的嬗变可以《端州石室记》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李邕恪守右军风规几乎不事加减,之后他不断融合北碑的意趣,晚年作品更是掺进了王献之的笔调。李邕书风的嬗变体现了初唐转入盛中唐时社会主流审美思潮的改变。他首创性地把北碑的结体和运笔运用到行书实践中,一改王系书法妍美精谨的面目,开创盛中唐宽博雄浑之气象。     

元代书法的演变特点和原因

元代书法自成体系.其特点是赵孟頫开启"尚态"风格,影响了明清书风;继承了宋代"尚意"的人性化书风;诗书画印一体,以书写画、以画写书的画人书家辈出;章草的复兴丰富了草书的内容和表现能力.元代书法特点的形成与当时特有的语言环境、文化上的民族歧视等社会大环境有关.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中和之美——瑞安文脉与林峰书法刍议

"中和"是林峰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寻获的美学理念。"中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自魏晋以来成为中国古典书法美学形成的基础。同时,我们也从当代浙南书风中看到了"中和",从永嘉学派中领悟到了"中和"的思想真谛,也从林峰生于斯、长于斯的瑞安文脉中感受到了"中和"地域内涵。一、地域与环境:林峰书法的风格基因从书法地理...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论张弼的书学理念及其成因

明前期草书家张弼针对当时"台阁体"千人一面的书风流弊提出了"书贵自得"的师古观、天真烂漫的创作观等书学理念,使得当时书风为之一变.文章旨在探讨张弼书法观念的内涵与当时书家李东阳、陈献章以及先贤苏轼对他的影响,凸现其理论在明前期至明中期书风转换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颜体书法艺术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书法艺术形成,使唐楷得到长足发展。“颜体”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晚唐、宋、元、明、清,乃至今天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成为后学的艺术范本。     

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书法续考——与曹宝麟先生商榷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墨迹》的作者问题 ,一直是书法史学界悬而未决的疑案。流行的旧说认为 :按常理此帖属政府所颁官员身分凭证 ,必当为省吏所出 ,而“自书”之后流传已久 ,见于历代书法史著录 ,其来有自。经缜密的考证 ,从该帖书法风格、笔法、结构等具体问题入手 ,指出该帖笔法中之缺口勾 ,暗过等笔法为颜真卿晚年书法技法的重要特征 ,故得出该帖为特殊历史条件下颜真卿自书之告的结论     

从行草狂放到碑学复古——晚明到清末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化激荡,书法艺术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书法艺术风格的变迁与文化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深层契合。探索一定历史书风变迁,有助于深刻解读书家身世、时代思潮、社会政治等方面变化。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再论日本书法形成中的中国之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法书的传入和影响,可以分为早期和以后的三个时期加以说明.早期始于文字和汉文化的传入.第一期(初期)平安时代到奈良时代(710- 1185),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主动、大规模且长期推行吸收大陆文化,即史称为遣唐使的活动.晚唐以后,全面追随和模仿的倾向走弱,受此影响,与"唐样"即中国风格书法继续大行其道的同时,所谓"和样"即日本风格的书法也开始出现、确立,书法的变迁从一个方面展示,日本的民族文化萌出新芽.从载体来看,书法和书法交流仅属于少数社会上层即贵族阶级.第二时期(中期)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1185- 1868),这一时期,宋代书法向唐朝书体挑战的风潮影响到日本,到江户时代,"唐样"与"和样"终成两分天下的局面.第三时期(后期),明治维新以后(1868-),第三时期为期很短,但是冲击力极大.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不仅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也深刻推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书法开始走向一般民众.     

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唐代的书法与唐诗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各显异彩 ,延世久长 ,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实为密切的联系 ,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唐代书法艺术与唐代诗歌之联系 ;二是唐代诗人以书法为创作内容的许多篇什 ;三是书法艺术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以及唐诗对书法艺术的促进 ;四是唐代诸多诗人皆工书艺以及诗人书诗幅互赠 ,增进了情谊又致使书、诗并进     

杜甫书法论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由此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     

试析唐太宗“崇王”之缘由

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从而奠定了王书的独尊地位。唐太宗“崇王”,有下列缘由:统一的大唐帝国呼唤刚健有力并折中南北的书风,这也符合太宗的文治之需;太宗书法受精通王羲之书法的虞世南浸染,太宗爱屋及乌,增加了对王羲之书法的感情;另外,又凭借道教的影响,王羲之书法终于被唐太宗推上了第一把交椅。     

唐代书法教育中的家传与师授

家传和师授是唐代书法教育中的两种重要形式。官宦之家，典籍丰富，范本精良，世代承传，既是书法家传之条件也是其特点，家传保持了书法艺术承传的连续性，但也对创新带来了局限。教学的直观性和古迹范本难觅，促使在家传之外另辟师授之蹊径。“口传手授”，不仅使唐代书法教育呈现勃勃生机，也促进了唐代新书风的创立。     

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

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趣味对同期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以魏晋风度、盛唐气象为个案,着重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     

宋代楷书式微原因初探

两宋 32 0年较为和平的环境 ,给楷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然而 ,在大唐兴盛之后 ,宋代楷书艺术却一直式微不振。其因有内因 ,也有外因 :一、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二、宋代书家“尚意”的理性选择对楷书艺术追求的淡漠 ;三、从“书判取士”变为“经义取士” ,宋代科举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对楷书地位的削弱 ;四、印刷文化的发展对楷书艺术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