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走过的道路——躬身实践40年

编者按】车向忱同志（１８９８－１９７１）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早年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１９２５年回到东北，在沈阳开创平民教育，波及全省。他曾任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总干事（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往返关内外，积极...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金融政策析论

“九·一八”事变前，为配合对东北的经济扩张，日本以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为主导，整合中小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了一套剥削、掠夺东北人民的金融体系。但其统一东北金融的野心并没有得逞，东北军政当局的抵制措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惜铤而走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扬先辈传统 振兴中华事业——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

一、“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的政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挠,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大举进攻。在国民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扩张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密切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东北抗日义勇军入新后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组成抗日义勇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最后被迫退出东北，取道苏联，来到新疆。他们为稳定新疆政局、新疆军事的近代化、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等作出了贡献，对新疆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满铁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扶持各种反动势力,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满铁的经营危机加快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步伐,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满铁直接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军需军运,致使中国全东北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步骤,也使满铁攫取东北铁路权益的侵略活动达到高潮.     

东北煤矿“特殊工人”的反日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给煤矿工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将战俘和抗日根据地群众作为“特殊工人”运送到东北各煤矿从事奴隶式的苦役。战俘和抗日根据地群众不断掀起“反日斗争”，为东北各煤矿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凤城县发现“东北民众自卫军”纸币

最近,在辽宁省凤城县政协召开的征集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凤城县政协女委员时若金献出了一张珍藏了近五十年的“东北民众自卫军”纸币。“东北民众自卫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见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车向忱与东北解放区教育事业

１９４６年初，车向忱按照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指示，从延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东北家乡，开始了在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一、领导教育工作，收拾旧教育的“烂摊子”东北地区教育的发展历程是极为曲折的。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大肆灌输奴化教育，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     

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土地的掠夺

向中国东北移民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一种主张和思潮,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中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部攫取的权益,向中国东北移民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当时一方面受中国当局的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向中国东北移民问题,在日本政府中并没有形成国策,日本政府对此尚未全面倡导和组织。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概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为公然全面向中国东北移民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可以1936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为界限,分为试验移民期和大规模移民期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和拓务省就多次研究,制订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和方案。关东军在1932年10月1日确定的“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中,明确提出了日本农业移民所具有的四项军事、政治作用,即规定“日本移民以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为重点”。就是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力量,充实对苏作战的后备兵源,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和进行奴化宣传。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     

"九·一八"事变后的李烈钧

"九·一八"事变以后,李烈钧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一方面积极主张抗日和民主,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对内、外政策;同时也积极做过一些有益于救亡的具体性工作。     

“九·一八”事变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述评

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列宁早就指出过，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日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军事帝国后，便开始疯狂地对外掠夺。日本帝国主义素怀侵略中国之野心，他们乘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机，发动了侵华战争。其主要目标是中国的东北，日本清楚，东北地域辽阔，土地肥沃，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这对于资源贫乏，地域狭小而人口众多的日本来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     

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原因新析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退 ,不仅仅是奉行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 ,还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原因。他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形势估计不足 ;对蒋介石、日本政府、国际联盟抱有幻想 ;事变前东北防备松弛 ,事变后希求事态不扩大 ,轻易撤兵 ,延误了战机 ,造成想战又不能战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的移民侵略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巨大狂潮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日本移民入侵分为武装移民时期、“国策移民”时期。两个时期的移民特点表现为军事性、强制性和掠夺性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政治作用的变化

东北军是一支以驻地和官兵来源为名称的地方军队。它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张作霖领导下的奉系军队。东北易帜后 ,东北军成为一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即地方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东北军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为几次出兵制止军阀之间的混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军率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并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和杨虎城将军及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货币侵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公开掠夺中国资财的同时,对中国实行货币侵略。在东北、华北日本实行的是元系通货政策,在华中、华南则主要发行军票及其变种货币“中储券”。本文就日本在中国实行的货币政策作一简单论述。一、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货币几乎独占了我国东北各市场,特别在南满铁路沿线及旅顺、大连一带,日本货币流通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时,由于奉票极度贬值,日本籍各银行随即大量发行纸币,流通到东北各地,加重了东北货币的混乱,控制了东北金融市场,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完全是依据所谓“日满经济一元化”的方针进行的。这个方针就是置东北经济于日本国民经济体系之内,使东北完全殖民地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