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文本之维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20世纪以来,文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了阐释边界建构中具有奠基性的维度。作为语言文字的造物,文本为阐释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目标和路径,有助于跨越相对主义的藩篱,对意义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确定性加以重建。在理论中心的背景下,对文本的诉求将促使人文学者摆脱观念先行的虚妄状态,获得来自文本经验的佐证与支撑。当然,对文本的执着蕴含着阐释的独断论倾向,而文本的中性特征又很容易造成不同阐释话语的冲突。因此,如何以文本为契机,使文学阐释中的诸要素形成良性对话与动态平衡,将会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居中阐释：中西解释之途

在阐释活动中,对一部文本的读解,西方古典解释学者臻力于重建作者愿意,现代解释学者尊重阐释差异,利科,瓦尔代斯等学者则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阐释是有一定限度的,有的阐释是不足阐释,有的阐释是过度阐释,西方解释学理论及中国古代阐释实践表明,居中阐释处于客观性阐释和主观性阐释之间,既能保证对文本的客观解释的有效性又承认阐释差异,是中西阐释活动的最佳途径。     

《三里湾》隐性文本的意义阐释

《三里湾》是一个充满紧张关系的复合文本:其显性文本是作家赵树理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而定制的,隐性文本则是作者下意识的产物,而非其创作的本意。这是造成小说在意蕴上分裂症候的深层原因。而这一症候也提示了诸多"十七年"宏大叙事文本的复杂性。     

说过度阐释

过度阐释,就是把1说成2,甚至大于2。下个定义的话,过度阐释就是脱离本真的现实和逻辑关系而生搬硬套意义、无限借题发挥、漫无边际联想的阐释。指小为大是其初级阶段,无中生有是升级版,以黑当白就越走越远以至背道而驰了。     

充分开掘与过度阐释

与读者不同的是,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对每一部作品,尽可能充分地予以发掘,让广大读者尽可能多地受益,而不是借题发挥,甚至妄加揣测。忠实于文本,还原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是每一个批评家必备的品质;崇尚真理、正义和良知,乃是评价体系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中国主流文化体系中,向来缺乏一种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价标准。显意识往往急功近利,潜意识则是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恰恰是这两点妨碍了我们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化现象的充分开掘,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过度的阐释。     

杰姆逊文本/文化阐释的目标: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文本/文化阐释是一种表意的实践活动,阐释的意义在于揭示文本/文化中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此,杰姆逊指出文本/文化阐释不能仅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的解释学"的祛伪和非神秘化功能,同时,文化文本要投射出与意识形态相伴其生的"肯定的解释学",即恢复和动员起人类的集体力量,将个人幻想重写为人类的集体命运的乌托邦维度。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文化阐释的目标同时具有否定与肯定的功能。意识形态是其否定方面,乌托邦渴望是其肯定方面。这一双重视角的阐释,可以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真实世界与异化现实的关系,找到社会扭曲的症候,实现人类对美好前景的憧憬。     

前理解、理解与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

从哲学阐释学前理解与理解的角度分析文学翻译中的两种阐释向度: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从前有、前见、前结构及译中理解的发生考察了不同译者在有差异的前理解与理解中出现的阐释度偏差。研究表明,前理解与理解会对文学翻译的阐释不足与阐释过度构成选择性制约,而因为译者乃特定的历史"此在",前理解相较于理解对译文的风格形成影响更大,译者会在前理解的制约下表现出极具个性特色的选择取向。     

意识流反阐释

长期以来人们对意识流语体有一种误读,认为意识流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文本中抽取出来,是可以解读的.本文试图通过对"逻各斯"理论的驳斥和从文化和语言建构方面剖析意识流这种语体的不可译性,最终从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角度揭示意识流语体反阐释即为阐释,反解构即为解构的思想.     

"过度阐释"与"偏离鲁迅"——对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反思(二)

新时期"鲁迅研究"中存在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阐释鲁迅"与"本真鲁迅"之间的偏离。"过度阐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索引派"研究的"死灰复燃";二、脱离文本的"自说自话"式的"伪创新";三、涂敷在鲁迅脸上的各种"他者"话语的"雪花膏";四、低水平的重复阐释。"过度阐释"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有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一、与鲁迅研究面临"无处阐释"和亟待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困境和危机有关;二、与现行的形式主义学术评价体制有关;三、与当下学术界存在的浮躁学风有关;四、与当下文学研究方法的过分泛化有关。     

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乡愁是一种美学

乡愁是一种美学,这是海外华人文学为中华民族文学传统提供的重要积累。离国去家的心灵剧痛,异域羁旅的现实禁囿,使乡愁获得丰富的审美形态,而文化归属、生命原型的命题,使乡愁进入哲学的层面。乡愁因乡土而生,海外华人作家以心灵安顿中生命展开的追求,拓展了乡土、故国空间,构建起超越家园之思、国族之愿的乡土观。在海外华人作家笔下,乡愁是个体心灵的回忆美学,它以个人化的记忆展开生命感觉,在"遥远"的多种指向中产生审美的心境距离,呈现"甜蜜折磨"的审美形态,将"可望而不可欲"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不受时间侵蚀的艺术情怀,并最终指向了精神原乡。古典而乡土的乡愁意象中融入现代的、世界的因素,使海外华人文学中乡愁的美学形态丰富而深刻。     

“趣味”的意涵——梁启超对“趣味”的审美阐释

在梁启超那里,趣味是一个区别于他人的、作为特色标识的重要范畴,是包蕴着美本质论、审美心理论、美感效应论、审美价值论等多层面美学思考的美学范畴,内涵丰富而深刻。趣味不仅是区别于真、善而体贴生命本身的美,而且,它同时也是美感体验,是在行动与价值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感受到生命自由的美妙感,正是这自由美妙感内在地设定了趣味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审美的形上意蕴

审美活动在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也展示了存在的图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审美之域的存在秩序或审美秩序。作为审美关系中的存在规定,美不仅表现为对象的自在属性,而且也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以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本质、个体与普遍、理性与非理性等等的整合为形式,审美活动从一个方面为克服人自身的分离、达到“全而粹”的完美存在提供了担保。     

观：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审美范畴的意义存在

“观”在整个中国审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仰观俯察”、“无往不复”的游目是它的观照方式,“以物观物”、主客融通、物我不二是它的思想根基,由此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典的审美文化与艺术创作之中。这样的审美观照方式构成着中国传统文化体认宇宙生命和进行审美表达的特质。     

"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通过“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路径去实现。但不能把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分割开来,也不能把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看作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径。它们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一种路径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相结合,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     

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

"意义"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对处于主体间性中的行动者之叙述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则是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但是意义问题又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盲点.本文由对意义的特征的讨论切入,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对访谈过程中被访人赋予自己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包括赋予场景的意义)的解释之可能的基础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指出建立"我群关系"和经由"索引性"去显现和追溯被访人在访谈过程中所建构的意义脉络是获得这样的基础的关键,从而从一个侧面对"意义探究何以可能"给出了一个回答.     

孔子诗化的人生理想及审美意义

孔子所期许的"文质彬彬"的人格精神,所呈现的"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所称美的"东鲁春风"的生活境界,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对中国文学及文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其有些观点本身便已内在相通于文学,更表现为他为后世文人的生活树立了一种恒久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又通过作家的人格精神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情趣与格调,成为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艺术精神。     

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审美寓意

严羽《沧浪诗话》出现后,几百年来对此书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可谓毁誉参半。不仅有对此书观点的不同意见,连他使用的"以禅喻诗"的方法也遭人批判。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来说明他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诗学风气有很大关系。"以禅喻诗"只是他采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目的是为了说明诗歌的主旨即是"吟咏情性",这重新开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审美本质。     

意向性与意义理解--从言语行为论的视角看

意向性的概念虽并非言语行为理论家之首创, 却由他们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言语行为意义论中, 话语施事行为与意向状态被认为具有某种同构性, 意义不仅是意向性的一种派生形式, 而且意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均由意向性所奠定。因此, 意向性也就成为理解言语行为之意义的关键。     

流动的意义:传统文化移动传播的符号学阐释

基于移动传播的移动性、社交性、互动性,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的表意方式、意义生产与价值流转的符号规律,呈现了独特的媒介逻辑自洽、话语重组方式以及日常融入的符号学机制。作为符号学体系的传统文化传播具有多模态特征,繁复的符号能够在纵横双轴中实现逻辑自洽。传统文化在用户赋权、关系联结的移动媒体中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式。其中,伴随性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其出现意义弥散、话语狂欢、无限延伸的符号范式;因"移动"而产生流动的场景与文化沉浸。可以说,从符号表征到符号繁殖、场景沉浸,移动传播时代的传统文化继承迎来新的符号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