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印度宗教传统

由基督教神学界发起并得到世界上各种宗教团体广泛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提出了分别出自基督教传统和儒家传统的有关“道德金律”的表述,其目的在于从信仰、道德的层面来有效地化解道德沉沦、民族宗教冲突与环境恶化等世界性难题。“道德金律”的双面表述在逻辑上是不够完备的,印度的“非暴力主义”则可与“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和“爱人如己”的道德律令形成鼎足,使构建中的全球基本伦理更趋完备、充实和有效;伦理规范不可能脱离它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具体的文化、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发挥作用,印度的多元宗教传统及其所包含的一些特定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对于各门宗教之间形成多元共存、和平竞争的良性关系,亦提示了一种富有示范与借鉴意义的具体机制。     

基于心理事实 探究伦理道德－－试论梁漱溟研究伦理道德的方法

梁漱溟在促使儒学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 ,有众多举措。基于“直觉”这一所谓的心理事实来探究儒家伦理道德 ,为这众多举措中较有特色的一个。在梁漱溟看来 ,伦理、道德的本质就在于直觉。这种将伦理、道德心理化的作法 ,最终将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

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蕴涵。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而粱氏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突出强调的“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举措,正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     

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杨国才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讲究“仁义”。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礼义，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辅德的方针。伦理上重“亲亲尊尊之恩”，行“中恕”、“中庸”之道，重视道德...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儒学儒教一体论

儒学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宗教。儒学与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从其学的方面,儒学丰富和锻炼了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形成了中国的主流哲学。从其教的方面,儒教对普通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道德上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今天对儒学的继承,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形成儒学的道德金律。     

文学、宗教与政治:《桃花扇》仪式叙事中的神道设教与儒道互补

《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描述道教的黄箓斋醮仪式，是一场具有深刻内涵与文化意义的仪式，构成了一个象征符号体系。考察仪式举行的时空、形式、结构、内容和功能，发现孔尚任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反映了明末清初儒学传统为政治提供价值基础、为社会提供认同凝聚和为个体安顿身心性命的作用和意义减弱时，与儒家互相渗透、影响的道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对儒家道德的支撑，揭示了中国宗教文化于明末清初社会的碰撞和交融。宗教文化以特殊而显著的形式深入到了《桃花扇》的主题、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话语表述方式中，折射着文学与宗教、历史与神话、仪式与政治间的微妙关系。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孟子的"仁义内在"说

孟子的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仁是"恻隐之心,仁也",广义的则是"仁,人心也",包括仁义礼智全部.孟子通过"仁义内在"说总结了子思的"仁内义外"说,确立了道德自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孔门的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