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经济和政治思想

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和唐运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身为宰相,极力想通过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振兴经济、政治和军事武装,理性地处理好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以恢复唐前期的政治辉煌.其所撰<通典>一书,开创了中国古代典制体史书的先河;从政治思想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充满经世致用精神的政典.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种"政治历史观"的特色,即从历史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政治方针,而且以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理念,其基本理念是"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以史论政与"天人比附"、"引经据典"组成政治理论论辩的"三联套"。至于近代,其他两项已经瓦解,而政治历史观则依然延续。这种以史为鉴的理念,其思想归宿具有守旧性质,症结在于用过往的历史指导现实,淡化和排斥对当前社会的调查研究,欲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当前的实况,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因此,以史为鉴在古代就有弊端,更不适于发展迅速的近现代社会。     

王畿哲学的政治向度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王畿提出了"先天正心"之说,把"治心"作为"治世"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同时他认为良知的效用可以扩大到政治生活领域;王畿和王阳明一样,强调"万物一体"作为最好人间秩序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倡导个体应该破除"意见"之私并承担社会责任;王畿崇尚王道政治,并认为王道政治之根源在于人心之诚;另外,王畿主张"政学合一".认为"学"必须有政治的追求和关怀,而"政"应该是"学"的深入和落实.     

江泽民仁民政治伦理思想探析

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和为政以德都是古代仁民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仁民政治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江泽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批判地继承了我国古代仁民政治伦理思想之精华,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仁民政治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坚持执政为民,而执政为民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执政条件下的崭新概括,也是江泽民仁民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概括和集中体现.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道义与功利之争

先秦政治思想领域一直存在着重道义和重功利两种思想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商代表现为商王朝崇尚严刑峻法和周邦倡导明德慎罚的不同,在西周表现为鲁国"亲亲上恩"和齐国"尊贤上功"的不同,在春秋表现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不同,在战国则集中表现为推崇礼治的儒家和推崇法治的法家之间的激烈交锋。两派思想的对峙与冲突不但贯穿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始终,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政治思想的局面和进程。两派政治思想对立关系的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特殊形态即宗族国家形态密切相关。宗族组织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的高度一致,首先促生了代表宗族势力、富于宗法与亲情气息、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道义派政治思想,而作为代表国家势力的一端,注重政治与法规建设、看重行政效率和国家实力的功利派政治思想也相伴而生。道义与功利之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领域反复出现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家族文化和宗法意识特别发达的社会政治现实必然导致的结果。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逻辑

政治就是参与和推进国家治理。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国理政,说到底就是从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而有效发挥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特殊促进作用。这就是治国理政所特有的政治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彰显了一系列特有的政治逻辑。突出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固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架构;坚持国家治理与制度改革有机统一,把握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精髓;坚持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有机统一,夯实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基础;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统一,拓展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渠道;坚持惩治腐败与立规严纪有机统一,优化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生态。     

认同政治与政治认同——"第三条道路"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变迁

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中左翼政党和政治理论家为了取得公众的政治认同,适应新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多元社会文化张力以及取得中产阶级支持所构建的一种政理念.作为一种针对社会现代化中蔓延的"认同政治"的理论指导,其基本价值观是超越"左"与"右",在极端与改良之间寻求一种中间道路或中性化政治,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重新确立一种权利与义务的新关系,从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其主要政治特征,是西方政党在西方社会转折中贯彻"竞选--执政"的政治逻辑和实用主义哲学.     

欧阳修的《易》学与政治

作为典型的学者型政治家,欧阳修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政治实践息息相关,互相为用。天圣九年至景三年是其学术、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欧氏易学是其早期政治生涯的产物。景三年的挫折是欧阳修一生政与学的转变的枢纽,欧氏易学的诞生标志着欧阳修学术、政治思想的形成,也推动着其为政风格的转变。欧氏易学主张切于人事,而以政治为关注的焦点,欧阳修以《易》的符号体系为依凭表达出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提出了理想"君子"的施政原则和风格。     

核心政治:我国政治发展的理性选择

人类立体式政治生活先后经历了古代集权专制政治、近代单纯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进而迈向现代人民核心政治的时代高度;核心利益、核心组织和核心价值的三位一体,构成了现代核心政治的三维结构;政治发展的科学决策、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均衡,构成了核心政治的运行机制.核心政治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模式的理论升华,标志着政治生活"主导结构核心化"的政治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高级化的现代形态,代表了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实践机制.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