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辨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

辨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侦查手段,在确认犯罪嫌疑人和侦破案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我国关于辨认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权利的规定存在空缺,实践中一些错误主持辨认的行为也侵犯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利于被辨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梳理我国被辨认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现状,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我国立法应当从知情权、获得帮助权和救济权等三个方面对犯罪嫌疑人在辨认中享有的权利进行完善,以贯彻落实“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但我国关于刑事简易审判程序变更权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处,为了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关系到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作用重大。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较为粗陋,存在不少缺陷。针对立法规定之不足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立法成果,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     

论被告人知情权制度构建——兼论刑事案件法律释明告知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刑事被告人知情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权利,直接影响着被告人应有权利的保障程度。我国法律与司法解释对刑事被告人知情权保护都有一些具体规定,但缺乏明确的直接性的规定,且时间滞后、内容范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直接影响到被告人知情权的真正实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的法律释明告知制度在保障被告人知情权方面有着诸多创新,通过法律释明告知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探索,有望构建出完整的被告人知情权制度。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立法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法学界应当正视面临的挑战,完善立法,以回应这些冲击.本文在我国刑法对网络犯罪规定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

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设置,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做规定并开始施行。无论从刑罚的目的,还是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考量,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都可作为诉讼参与原则的补充。借鉴域外立法,构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轻刑案件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的双轨制,以求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和刑罚目的的实现。     

中外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比较

文章简要叙述了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历史沿革,突出介绍了我国毒品犯罪罪名及其构成特征,分析了国外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特点,借此检讨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     

知情权、新闻自由及立法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而新闻自由是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知情权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空白,而新闻自由也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政府监督缺位、人权保护不力等现象。我国当前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知情权方面的立法,从而更好地保护新闻报道的自由权。     

论性犯罪对象

以目前我国男性性权利没有纳入立法保护的范畴为切入点,从男性也可能成为性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角度,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立法上关于性犯罪对象的规定,揭示出我国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现状。论文还列举了国外的相关立法例,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议在我国现有关于性犯罪罪名的基础上,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将男子的性权力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从刑事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     

完善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思考

由于我国计算机网络犯罪立法起步较晚,社会实践的丰富多彩越发彰显出刑事立法滞后.文章通过对我国立法现状分析,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指出我国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规定的不足之处,对完善相关立法问题进行深入的法律思考.     

诈骗罪处分意识的构造

意识能力是处分意识的前提,无意识能力的自然人不能认识财物移转的性质与后果,无法作出处分意识。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是将自己支配之下的财物移转于他人,受骗者只有对有权处分的财物才能作出处分意识。欺骗行为与处分意识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仅仅单纯接受他人错误交付的财物不成立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中的交付意识不同,处分意识具有自愿主动性,但自愿性并非完全排斥胁迫因素的存在。     

重新认识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刑事立法中的"知意论"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心态的法律依据,在刑事司法操作中有唯心之嫌。刑事司法实践中应该改造因果关系近因说,吸纳美国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概率标准以及犯罪主观心态分两个层次的合理因素,以客观的行为和行为结果的概然关系为依据判断犯罪心态,体现出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在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推理过程中之交互作用。     

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疑难问题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典型的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据此应结合司法实践,对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进行研讨:对本罪中“明知”的理解;对本罪中“徇私、徇情”的理解和把握;间接故意不能构成本罪。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各种危害的发生。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构成及罪名研究

从刑事及诉讼理论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可以认定,拒不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不是构成主罪的必要条件,本罪的主体应为所有国家公务人员,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本罪侵犯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根据本罪的构成特征分析,以"非法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罪"作为本罪的罪名较为科学.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一个罪名,该罪的客体是权利人的财产权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该罪;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时,应当注意罪与非罪以及该罪与盗窃罪、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的界限.     

宪法上的知情权及其救济

知情权由一项权利思想发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体现了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与现状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现阶段，知情权应该是指主体在不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为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了解相对方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目前我国对于知情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导致许多知情权受侵犯的情况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需要完善知情权保障的法律系统，创设知情权保障的救济途径。     

论职务侵占罪客体

职务侵占罪是 1 997年《刑法》新规定的犯罪。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所有权和诚实信用的信托关系。经济秩序是被犯罪行为间接侵犯的 ,财务管理制度并非为犯罪行为必然侵犯 ,因此都不是本罪的客体。对于客体中的财物所有权 ,没有必要区分其所有制性质。国有单位财物所有权同样也能成为本罪的客体。在公司所有权中 ,从研究本罪的客体的角度看 ,没有必要区分出资人的财产权与公司财产权     

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我国《刑法》新增设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指违反信用卡管理规定,严重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不能构成本罪;本罪在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其中,“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或者“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刑法》第177条之一规定的四种具体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金融机构的信誉以及金融机构和公众的合法利益;正确认定本罪必须明确其与伪造金融票证罪、信用卡诈骗罪以及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的界限。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批判性解读及其完善——以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为视角

前科制度作为对前罪刑罚效果的配套评估体系,其本质在于制裁和防止再次犯罪,保护社会利益。我国刑法在没有公开设置前科及其消灭制度的情况下,先行设置了犯罪记录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或者剥夺有前科者的特定行业的资格或权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特殊预防。但该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改进,因此,基于保护犯罪人权益、促进犯罪人顺利、早日的回归社会的视角,在保留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情况下,应当对之进行重大完善,而更为可行的方式,是构建中国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