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

德和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德以配天,孝以对祖是中国祭祀文化的核心。商周时期,以"天"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天(上帝)和君主建立了以"德"为媒介的契约关系,君主受到上帝的监管,尊天重德。两汉时期,汉武帝将"太一"神与阴阳五行理论融合,将敬天演变为娱神,重视神仙方术,慕仙追仙游仙,天(上帝)独尊地位逐渐被消解。这一变化导致了郊祀天地的郊祀歌辞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的崇高地位消失,人的欲望不断加强,引起了以《郊祀歌》为主的祭祀文学出现世俗化、娱乐化倾向。人与天的关系发生改变,这也是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变重要原因之一。     

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的转变及其对说理散文的影响

春秋末年,支撑商周史官文化的三大支柱——宗教神学意识形态、王官政治宗法系统和历史记载职能都发生动摇,史官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在史官文化内部,存在着向士文化转变的机制:战国某些诸子流派可以直接溯源到商周史官系统;商周史官与战国诸子在思想气质上一脉相承;商周史官和战国诸子百家在政治目标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商周史官文风也给战国诸子以直接的影响。孔子师徒在由商周史官文化向战国士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孔子师徒自觉地以"道"作为他们追求的最高价值,从而将治理天下之"道"成功地从王侯卿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士手中;孔子拯救乱世的积极态度为战国士林树立了典范;孔子开门讲学授徒,为战国士文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孔门师徒还开创了士人周游列国之风。文化转变带来了说理散文的深刻变革:记载者由史官变为孔门弟子;记载内容由君主卿士大夫言论变为孔子言论;文章由议论现实问题而变为务虚性的文化学术探讨。     

论商周祭祀诗乐中的"帝"观念

祭祀活动中诗乐的使用在商周时期非常突出,通过祭祀诗乐殷周统治者彰显了他们的"帝"观念.殷人祭帝的层级化论证了殷王权的合法性;周人在殷人的传统上把祀神活动进一步制度化,各个神的层极关系通过祭祀之乐的不同而得以明确显示,同时,周人还建构了一条"以德配天"的与帝相通的现实路径.祭祀诗乐中的"帝"观念印证了商周政权的合法性.     

冲突与医治:《淮南子》化解危机的哲学

汉初面临种种冲突,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首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彰显汉初时代哲学思潮的是<淮南子>,它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具有综合先秦诸子之学的意蕴.主张天地万物是"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由和本根.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天人之际相通相感.天人之际作为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淮南子>以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为其主题而展开论述,若天人之际不和谐,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圣人以至诚的精神,与天相通相感.人的神、形、气相依不离,皆得其宜.人在保养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淮南子>依据其对现实社会的体认,采取无为而治的设计方案,作为为政治国的实施原则和政策.它与老子以"天地不仁"异,而认为天道、圣人是讲仁义、行仁义的.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

山崎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作为一个"神儒兼摄"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中和"、"中"之道为线索,认为日本的神道经典中体现了"中"之道.他还认为日本天地之神"天御中主尊"所蕴含的"中"即尧舜禹三圣相传之"中".他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经典相结合,对神道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在寻求神儒之间共通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套神道经典语境下能够彰显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神道理论体系.     

“仁者爱人”:孔子仁学与人的发现

孔子"仁"的思想的创建,使得从夏、商、周以来的"天、帝、神"至上理念,开始了逐步向发现人、重视人的方向发展.所以人们才会说孔子的"仁"学是由神到人的人文哲学,人的发现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

道在孔子境界的形上学中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主观原则,又是超越原则;既是价值之源,又是信仰对象.它与孔子的天、人、性、命、德、仁等等哲学观念存在着既相互涵摄,又互不隶属的复杂关系."性与天道"虽说孔子不常言,"志于道"、"守死善道"却是孔子不懈的追求.在天为道、为命,在人为德、为性,通过"下学上迭"、"践仁合天"之功夫,实现人与天道流行浑然无隔的"无言"之境.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世间的智慧",说明他不了解孔子的"道"的真谛.在孔子,"道"具有形上学意义和超越的信仰意义.沿孔子的道、德、仁、天、人、性、命之意义,<中庸>、<易传>建立起原始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