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器的发明

考古家按照人类用品质地,把社会发展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中国也是这样。春秋时胡风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之时,以铜为兵。时(指春秋时)作铁器,威服三军”。(《越绝书外传》)陈汉章《中国上古史》又据《吕氏春秋·荡兵篇》说蚩尤前是木器时代。据传世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在去今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群,已是旧石器时代。5000—25000年前的新石器和新中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公社,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战国铁器已经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惟铁器发明年代尚未能断定。1972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商周鲜虞之地)台西村一个奴隶主墓中发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衔熟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才证明了商朝已     

楚纪南城起始时间述论

纪南城是楚国都城的典型代表,对于纪南城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三种典型的观点：春秋早期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说及战国中期至晚期说。结合纪南城考古发掘、墓葬年代及人口数量,对楚纪南城定都年代进行探讨。     

先秦时期的生产力和土地制度

李学勤研究员最近在讲授先秦经济史时指出,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过去我们对先秦时期生产力水平的估计是偏低的。拿金属工具来说,过去认为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用铁,近年来已经发现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铁器和晚期的钢。用生铁和钢来铸造铁器,我国要比西方先进一千多年。铜器的起源就更早了。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考古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不少东周的青铜农具。在江、浙、皖一带发现的青铜农具多出于废料坑,更说明象这样的工具当时已不稀罕了。     

中国冶铁用铁开始期和起源地刍议

中国何时开始冶铁用铁?历来辩论激烈,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五、六十年代,杨根先生已经指出,在研究中国铁器发生时间时,要把视线更多地投入到人工炼铁对人类社会明显发生作用的开始期,即“应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提出的时期”上来,而不是去考证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时期第一次使用铁,因为这“并没有绝对重大的意义”,同时杨先生自己认为,冶用铁“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提出的时期”当在春秋战国之际(约前5世纪)。对这种观点,笔者基本同意。只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时期大致还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约前7世纪)。在这一前提下,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开始用铁和开始“大量”用铁有关说法的逐一考察,来申述这样一个观念:即历史上,夏代、商代、西周、春秋均被做过我国用铁的开始期,但这些观念所依据的材料,多半来自文献的解说。由于文献材料流传久远,漏洞极多,真伪莫辨,因此笔者主张今后最好不要再加引用。需要说明有关问题时,最好多用考古材料。同时,也不要因为地下发掘出早期铁器,就硬与那些难于稽考的文献材料纠缠在一起,否则,将失之于牵强,如果这一观念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楚文王始都郢在当阳季家湖古城

《史记·楚世家》记楚文王始都郢的地方,历史文献一般都认定在今湖北江陵城北纪南城。此说以目前考古资料看,甚难成立。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江陵纪南城遗址从城内的文化堆积、城门和宫殿基址的发掘和城外遗物的文化内涵看,都证明现在规模的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①所谓楚文王(一说楚武王)始都郢是在纪南城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童书业先生在《春秋楚郢都》一文中,用了许多史料,否定春秋时楚郢都在江陵,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把春秋楚郢都定在“汉水中游一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春秋早期楚国的郢都应     

从孔子的贫富观到林彪的“民富国强”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下,贫富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关系问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孔子,他的贫富观是其反动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了挽救当时正处于衰亡崩溃的奴隶制度的。春秋后期,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进一步兴起。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时,受     

试论孔子对其弟子的智能培养

孔子对其弟子的智能培养首先是适应社会的需要。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是社会大动荡的年代。 春秋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春秋中叶以后,铁器在农业中普遍使用,再加上牛耕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使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为我国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与     

论郭偃

一郭偃、卜偃二名同谓考郭偃,春秋早期晋国大夫,但《左传》、《史记》、《汉书》皆无郭偃之称仅有卜偃之谓。而《国语》中二者皆有,注家皆注郭偃即卜偃,到当代,学者却提出郭偃可能是狐偃,或说即是狐偃,或说郭偃卜偃非一人。兹考证之: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春秋五霸之异说及其流传

在历史流传影响下,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历来已被认知为春秋五霸之基本元素成员。然而,古代学者在讨论此一问题时,亦有不少另持别种主张,如增或删而入晋悼、楚灵、吴阖闾、夫差、越句践等,遂致五霸异说呈现多元化。当春秋五霸一词析为“春秋”与“五霸”两词时,“春秋”可以是文本的《春秋》,也可以是历史的春秋,既可以与《孟子》贬霸之词对话,也可以因相对性而与三代王者对话。在历史流传中,春秋五霸产生诸多异说,春秋五霸组合亦有诸种多样组合;然而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所组成的春秋五霸依旧广为流传,文化的承传不可说毫无影响力。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 封建社会的“圣人”

考察孔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联系到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从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目前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西周进入封建说;第二,春秋进入封建说;第三,秦汉进入封建说;第四,魏晋进入封建说。在分别承认第一、第三或第四各说的前提下,对孔子的评价也各有不同,本文暂不涉及;我是同意第二说的。在承认春秋开始进入封建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易经》成书年代新证

《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是关系到正确认识、研先、评价《易经》的重要问题。本立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易经》最后成书当在春秋早期。文章着力于内证，在六十四卦中远出益卦、旅卦、鼎卦三个具有代变性的卦，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易经》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商业和日常生活用具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益卦六四艾“为依迁国”是指西周末年郑国东迁之事；诱卦所触及的远地行商具备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早期，远地行商刚刚起步、正待风行的时代特征；鼎卦中的鼎，究其形状和铸造方式，显然属于春秋早期，而它能作为一般的煮食之器出现在依神而存的《易经》里，更是春秋早期礼制遭到破坏的结果。     

试论贵州夜郎地区铁器冶铸技术由来

从与周边地区政权或势力的经济往来和所出土的具有较强民族特征的铁器来看,贵州夜郎地区对铁的冶铸技术存在着从巴蜀地区直接传入和间接传入两种形式。间接传入即为夜郎当地民族从巴蜀输入的铁器或是青铜器上所学而来。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春秋外交辞令,或雄辩滔滔,理直气壮;或声东击西,隐晦其说;或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或言近旨远,辞浅义深,显示出很高的语言艺术,体现了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语言风格。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