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

建安十六年,一方面是曹植一生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始点;另一方面,又是曹植真正意义上的情爱人生的起点。其中采遗芙蓉的意象,几乎贯穿曹植的一生。从曹植诸多诗文作品,特别是从《七启》《九咏赋》《芙蓉赋》《洛神赋》等文学作品来看,都带着极为浓郁的芙蓉情结。芙蓉,正是曹植和甄氏爱恋的媒介,因此,也是曹植一生不断回忆追恋的意象。     

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曹丕的《黎阳作》其三为延康元年六月的作品,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是建安十七年正月的作品,五言诗的成立,分为曹操的探索期、二曹六子的成立期和曹植的完成期三个阶段。     

论苏李诗应主要为曹植甄后送行别离之作

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死于洛阳,曹植在二十四年岁末从邺城赴洛,所谓《苏李诗》,应主要为该年甄后与曹植送行于南山淇水之作。如果以曹操死前一个月的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为研究始点,来研究曹植这一年时间的行踪及其诗作,不仅能使曹植个人人生履历这一段时间的空白得到弥补,更能使所谓失去作者姓名的所谓"苏李诗"有可能的真实背景浮出水面。     

曹植墓玛瑙料器功用商榷

就沈从文认为曹植“墓中还有宝光闪烁的玛瑙小盏式佩件,又恰是曹植作《车渠碗赋》的实物”这一论点,通过考辨曹植墓玛瑙料器与《车渠碗赋》《玛瑙勒赋》所咏砗磲碗和玛瑙勒在材质、器型、颜色、用途、所属权五个方面的关联性,论证曹植墓玛瑙料器与《车渠碗赋》《玛瑙勒赋》所咏之物不相涉。继而结合汉代出土玛瑙器物推断曹植墓所出红玛瑙球为串饰件,白料泡为器物圆形镶嵌饰件。     

“六列”考释

曹植《叙愁赋》“承师保之明训，诵六列之篇章”句中“六列”一词，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于此不可解”，而校改为“列女”。清代孙星衍曾指出“六列”是指《列女传》中的六篇。此外，“六列”有时还是帝王后宫不同等级妇人的总称。     

曹植五言诗《白马篇》创作年代补证

曹植的《白马篇》是历来为人称颂的作品,但其创作年代,至今学界未有统一看法;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认为此诗为太和年间所作,并作了简单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一看法较为准确。本文围绕赵先生按语,对《白马篇》创作年代的解释再作一些补充。     

曹植《鹦鹉赋》创作时间考

通过对比汉魏时期文人《鹦鹉赋》创作，以及考证这些作者之间的交游事迹，进而探讨曹植《鹦鹉赋》的创作时间。认为曹植此赋当作建安十三年九月至建安十七年之间，尤以公元211年前后的可能性最大。     

邺下同题辞赋创作时间考

邺下同题辞赋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考定这些辞赋创作的时间和背景,学界涉及不多。文章据现存的相关文献考查邺下同题辞赋的创作背景,依时间顺序排比诸赋,订正了前贤的某些失误,补充了相关文献之未备。首次提出《神龟赋》、《车渠椀赋》、《玛瑙勒赋》、《迷迭赋》是在中西交流背景下创作而成的,应为同时之作,当创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     

《洛神赋》对《神女赋》的承传与发展

宋玉的《神女赋》与曹植的《洛神赋》均为辞赋史上的精品,二者一脉相承,不论是在内容主旨上,还是在形象塑造、语言词汇上都有着诸多承传与发展之处。宋玉的《神女赋》具有开创性意义,曹植的《洛神赋》则是集大成之作,二者在辞赋史上都占居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     

《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探讨

对于《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众说纷纭,或言张华,或言张敏,本文针对今人马鸿雁《张华集校注》将《神女赋》归入张华集而作,立足于《神女赋》之文本,重点从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两个方面着手,通过与张华、张敏诸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将《神女赋》归于张敏著作更为妥帖。     

《崂山文化研究丛书》校注三书读后

《崂山文化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刘怀荣担任总主编、青岛大学七位教师分别执笔而成的一套丛书,被誉为当前关于崂山文化研究"最具前沿性和首创性"的系列成果.该丛书共七册,分别是《崂山道教佛教研究》《崂山文化名人考略》《崂山志校注》《劳山集校注》《周至元诗集校注》《崂山游记精选评注》《崂山诗词精选评注》.其中的校注三书,分别对首部崂山志书——明末即墨人黄宗昌父子之《崂山志》、首部专题歌咏崂山之作——建国前后寓青名士黄公渚之《劳山集》、建国前后首位知名的即墨本土诗人——周至元的遗诗,进行整理、校勘和注释.     

也谈《洛神赋》和《神女赋》

郭沫若的《论曹植》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曹植的诗和文“总也呈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洛神赋》摹仿宋玉的《神女赋》”。我认为这是无视文学史事实的武断。汉魏时代的情类小赋,如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洛神赋》,乃至陈琳、杨修的《神女赋》,其情节骨架,都没有完全跳出宋玉的牢笼,这是事实。但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这也是事实,而且是更重要的事实。     

怨与恋的情结──《洛神赋》寓意解说

本文认为在《洛神赋》的研究中，“感甄说”、“追求理想失望说”等均与赋的内容不符，其失在于把赋中的“余”全部坐实为曹植所致。其实，赋的中部的“余”是个多疑、自私、绝情、背义的人物，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曹植，曹植也不会把自己写得如此卑劣。论文从曹植仿效的宋玉《神女赋》锲入，通过宋赋、曹赋的比较，指出曹植运用了以男女关系喻君臣关系的传统手法，在赋的中部搞了人称换位，以洛神自喻，向“君王”（曹丕）寄心，抒发了怨与恋的复杂感情。     

拾缀残珠化神奇——闻一多先生《一个史诗式的故事》初探

闻一多先生一九三六年开始,就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自称“于神话有癖好”。在他的未刊稿《中国文学史稿·史诗问题》中,辑缀了这样一则故事: 禹禅舜位,益禅禹位,启灭益自立。启得天下淫于声乐,作九歌。其妻有仍氏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日玄妻。”子太康烝之,遂叛启,逃于洛汭,御玄妻以从,故又称洛嫔,一日宓妃,曹植所谓赋洛神者也。启征之,不胜。益之支庶有穷后羿,乘太康之难而攻之,杀太康而娶玄妻,有夏遂亡。羿臣日浞,与玄妻通,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谢朓诗歌系年考补

文章对《谢宣城集校注》中已系年与未系年的部分诗歌进行了作年考订,订正了若干错误。并对《校注》于有关作品的误注进行了辨证,如《校注》认为《酬王晋安》中的王晋安为王德元,实则为晋安王萧子懋,等等。同时,还对谢集者中的有关诗作进行了清理,认为其乃为他人之作混入谢集者。所有这一切,皆可供使用《谢宣城集校注》者参考。     

《钟嵘诗品译注》评议

赵仲邑先生撰《钟嵘诗品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一书,为古代文论之普及读物。其注释、译文堪资商榷之处甚多,现不揣浅陋,摘录数条,述而论之,亦《诗品》所谓“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者也。一、《诗品序》云: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赵注:“平原兄弟:陆机、陆云。陆机曾为西晋平原内史,陆云曾为清河史。”译文:“陆机、陆云,蔚为文学作家中的栋梁。”按:陆机固有陆平原之称,然此处实指陈思王曹植及其兄弟。曹植于建安十六年,封为平原侯。陈延杰《诗品注》初版,亦误注。     

内容完备 观点深湛——评龚克昌等教授的《全三国赋评注》

《全三国赋评注》共收录三国时期(含建安时代)赋作53家,282篇(含残篇、存目)。这是第一部将三国时期所有辞赋作品进行全面汇辑、校注、评析、研究的重要著作,具有鲜明的资料性、学术性和开创性,是一部"嘉惠后学""泽被广远"的典范著作。     

论《洛神赋》的叙事艺术

曹植借鉴俗赋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运用在文人赋的创作中,促进了辞赋的文人化。但就《洛神赋》来讲,到底是抒情小赋还是叙事赋还存在争议。用叙事学理论研究《洛神赋》,从故事情节、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人物角色几个方面分析《洛神赋》中的叙事艺术,有助于加深对《洛神赋》叙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