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课堂》序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般人称西洋学术为“新学”,中华传统学术为“旧学”。又有《国粹学报》(邓实主编)、《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之出版。所谓“中学”、“旧学”、“国粹”、“国故”等词,逐渐为“国学”一词所代替。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章炳麟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民国后,北京、清华、东南大学曾…     

论刘咸炘的国学观念与学术思想

刘咸炘是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罕见的天才,他承传家学,以史学见长,又吸收了西学,长期志于国学的研究和著述,建立了一个宏伟的学术体系.他认为国学与科学不同,具有综合的学术性质,四部书相连,不可划疆而治;并指明"事实考证"与专门学科的关系.他认为国学的目的是"以事明理",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他长于吏学与思辩相结合的方法,故著述以吏学本体研究和理论探索为特点.刘咸炘吸收了新学,但本质上仍属于旧学的范围,虽然他在探索着国学研究的新道路.我们从其著述的广博和所达到的学理高度来看,刘咸炘不愧为蜀中的国学大师.     

西学与近代科学视角下的戴震哲学

戴震是18世纪中国学术的高峰，他不但是一位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采用西学与近代科学的视角理解他的“仁智”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儒家与科技之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章太炎“新四书”的建构及其晚年的国学观

章太炎晚年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之总持、国学之统宗。“新四书”体系的建构,意味着打破程朱理学的“四书”体系,回归于原始儒学,并对阳明心学有部分认同。之所以反对程朱的“四书”,是因为《中庸》《论语》《孟子》三书包含了“性天”之类“超人格”言论,与西学影响下现代哲学、史学、科学相近,而与原始儒学的“修己治人之道”有所不符,故而必须被取代。章太炎作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代表,他的新“四书”体系及其晚年的国学观,对于当下重新思考儒学或国学的承继仍有其参考意义。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其教育课程主要是《五经》、《四书》。这些元典文本经后来学者的不断诠释,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脉不仅绵延生生,而且强盛壮大。中国近现代国学不是古代国学的断裂,而是在学术意蕴上的承传和发扬。20世纪初,鉴于中国严峻的内忧外患,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而倡导国学,以与西学相颉颃,国学被作为立国的源泉,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和关注。当今之世,国学虽屡经磨难,但否极泰来,在此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学的教学与研究要有全球的新视野,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生生的新价值,现代的新方法,才能对国学做出新诠释。     

同归与殊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内涵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中，“国学”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基本指向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探寻。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价值取向和致思路径，国学研究中又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本文从对“国学”成立前提的聚讼、“国学”研究层面的交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三个层面对近二十年来关于“国学”内涵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进一步剖析“国学热”这个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基础性反思。     

胡云翼词学思想的形成条件——胡云翼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的词史观,白话文学的价值标准,豪放词的审美认同。他的词学思想在20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在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之下走上文学和学术之路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是词学界投笔从戎的第一人,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有过许多出色的表现。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论俞樾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以“通经致用”为学术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他遍注群经、诸子,长期从事经史教育,培育了众多“国学”人才,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他对“国学”的传承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大胆置疑”、兼收并蓄、务求通博的学术风范,对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鲁迅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之我见——兼论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不同

20世纪初期,在“充分世界化”的过程中,“英美派”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明置换中国旧有文化的时候,鲁迅却对西方文明提出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文学领域内,“英美派”知识分子强调充分欧美化,而鲁迅则根据中国人与西方人生存境遇的不同强调充分中国化,具体体现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英美派”重输入,鲁迅重输出。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自由语词、概念与观念

自由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一个否定、消极的概念而始终得不到肯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由与礼教文明牢牢的捆绑在一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接触到西方政治文明时,自由才逐渐被当作一种肯定性的精神价值为国人所关注。自由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经历了被否定--被认可--被呼唤--被误解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国人思维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同步的,即使到现在,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仍需要不断拓展。     

国学教育热——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新的认同

国学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国学教育曾经培养了一代代经天纬地的人才,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国学思想中的封闭和保守因素,使之在近代东西文化碰撞中衰落,致使国学教育一度退出历史舞台。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及其在解决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种种问题方面的特殊作用,使之又重新崛起。为了使国学教育健康发展,还需要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破茧化蝶:俗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多元文化突围

20世纪初期俗文学研究之所以出现现代性转型的中兴局面,主要得益于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对传统文学格局的改变和对俗文学地位的抬升。此外,西学东渐的影响、国外汉学的刺激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等外在因素,也都对传统文学格局的转变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现代性的俗文学研究明显是受此多方面的刺激而逐渐走上全新发展道路的。     

如何厘定近代国学概念——-兼论谁是近代国学家

有别于古代的近代国学以救亡图存为宗旨,以坚守中学为目标,以借助西学为手段,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和内容转换。这使近代国学拥有了特定的内涵和特征,近代国学的特定内涵和特征是判断谁是近代国学家的基本依据。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天下观”的寓意及其社会学阐释

中国“天下观”是举世唯一的社会观,为中国社会发展规约了方向。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中国的“天下观”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即中国人如何确立着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寓意方面的,即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独特的文明与传统。也即自然的天下观和人文的天下观的含义,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源自一个社会基础,即中国的乡土习性。“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既是充满僵化与超稳定因素的社会,又是弥布活力与变革的社会,在这里,“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经验”形成的理论前提。     

国学之真的寻求——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译述的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国学修养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给予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存在“好古忽今”的基本倾向,而且将政治与伦理混同,没有真正的政治学。从社会的实效考虑,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法家的法治。然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为严复所肯定,其晚年又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立国之本;他坚持中学与西学的分立,以为中学之真与西学之新互为消长,而真正的国粹必将长存。近年来,怎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成为新的学术问题,严复的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五四”功过管窥——以比照王国维与顾颉刚的古史观为视角

评价＂五四＂,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在评价传统。顾颉刚对王国维虽极其崇敬,然未必得其心志,在古史观上要逊色许多。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古史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因而对中国之古史应是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