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用学: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动向——试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随着语用学的迅速发展，许多重要的语用学理论都被成功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文学语用学。文学语用学是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结合，语用学中众多的理论、方法都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这也使得文学语用学在新的时期，给时下的文学批评注入了一股活力。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侦探小说大师，她的长篇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早已于多年前搬上了电影屏幕，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旨在给当代文学批评另辟蹊径，指出一条全新的出路。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致力于对翻译文学与整个文学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关注,解释了一些以往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译介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情况,并以侦探小说这一特定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证明翻译文学在本国文学多元体系中地位的动态变化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深化的过程,指出了侦探小说在翻译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原因,实现了多元系统论在文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葛兰西论侦探小说——兼及福柯关于犯罪文学的话语分析

葛兰西从美学高度分析了侦探小说的商业性．提出应从“实际的和文化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等方面分析侦探小说流行的原因。葛兰西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实际上将侦探小说视为“人民一民族”的文学的一个部分。福柯的话语分析则表明,侦探小说、或者犯罪文学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话语实践转型的产物。并在诸多社会层面产生与之相关的话语效果。二者的分析有趣地勾画了侦探小说历史流变的谱系。     

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观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这一类别有着特别的偏好,推动了侦探小说在拉丁美洲的扎根、生长与传播。作为评论家,博尔赫斯撰写过大量与侦探小说相关的评论;作为作家,他进行了带有实验性质的创作,对拉美侦探小说的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梳理、研究博尔赫斯撰写的相关评论、序言以及部分对他的访谈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观是以读者接受为中心的。解读博尔赫斯侦探小说观,有助于揭示侦探小说的阅读、创作、评论之于博尔赫斯文学生涯的意义。     

旧瓶中的新酒:玄学侦探小说论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之一的玄学侦探小说早已在世界文学中领有一席之地。囿于仍将这类小说归于“俗文学”的传统二分法文学观,它在中国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通过回顾、分析这一次文类（ｓｕｂｇｅｎｒｅ）在西方和中国的演变过程,本文得出结论：玄学侦探小说基本上以传统侦探小说形式出现,却又在颠覆与反叛其陈规俗套的基础上获得了质的升华,即体现后现代主义诗学特点之一的本体意识的流露     

试析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

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程小青翻译侦探小说的动机,以期通过对程小青翻译动机的分析把握其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对外在因素进行考察,发现程的翻译动机有“治国图强”的成分;对内在因素考察,发现程旨在通过侦探小说“启迪民智、教化国民”。最终,程小青通过创作侦探小说,更深一步的实现他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将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和创作动机统一为终身的文学活动的动机。     

伏都教与黑人民族主义——评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的内核

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是非洲裔美国文学的一枝奇葩,其孕育和发展始终植根于深厚的社会生活土壤中,折射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通过对欧美侦探小说的戏仿,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家造就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非洲裔美国侦探小说既不囿于欧美侦探小说模式,又具有弘扬非洲裔美国根文化和彰显黑人种族智慧的独特魅力。     

解构中的建构:"两桩案件"的侦探小说程式分析

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采用传统侦探小说的程式,暴露、探讨社会现实,可视为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呈"互为文本性"的玄学侦探小说.本文认为,由于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尤凤伟虽然在技法上受到当代西方玄学侦探小说的启迪,但是在作品中承袭的仍是本土文学、本土侦探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载道"意识.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九十年代：文学理想到文学消费的过渡

九十年代，文学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一方面受八十年代及以前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之后大众文化的勃兴，文学呈现出一定的消费特征。无论从环境、观念还是作品内容看，九十年代都是此前纯文学理想到新世纪文学消费的过渡，其分别体现在文学环境的异质性特征、文学观念上媚俗与反媚俗的对抗以及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断裂与承继。     

被窃的侦探小说:帕慕克玄学侦探小说论

奥尔罕·帕慕克的侦探小说特点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意,然而现有的研究未将帕慕克与传统侦探小说从本质上进行区分。《我的名字叫红》《黑书》《雪》等作品属于反侦探小说或称玄学侦探小说范畴。作者"窃取"和改写传统侦探小说文本,颠覆传统的侦探形象和情节结构,质疑认知的有效性和真理的一元性,动摇理性王国和"我思"的本体性地位,体现出不可知论和反一元论的特点。帕慕克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存在之谜和身份之谜,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回应世俗化和西化洪流中的土耳其民族身份问题。     

文学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二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提高到了“德行”与“事功”之“弟”的地位。首先，是从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身独立；其次，是其传有限之生命于无穷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不过，魏晋南北朝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然自觉了的文学事实上还是难以与德行和事功取得完全同等地位的，而当文学彻底地回归自我时，却往往因其过分“贫血”而难以自立。文学的极致尽管如此，然其自有独特的价值在，而此绝非德行、事功及经、史、子之功能所能代替。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上)

学院派文学自８０年代在高校出现，继而很快形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涌现出一大批学院派作家，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到９０年代，学院派文学转向后现代主义。这个转变昭示了学院文学的代表作家们的心灵与精神的自虐的艰难历程     

女神文学与女胜文学——中印文学比较一例

印度和中国文学中存在一个奇特的女性世界——女神文学和女胜文学。在这个世界中，女性是优胜性别，是主宰，是正义、智慧、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与现实世界存在巨大反差。其成因是：女性本能抗争，对父权社会的必要修正与母权的部分回归，反映女性社会功绩。女神文学与女胜文学有三点差异：前者发祥早，后者出现较晚；前者富于浪漫，后者以写实为主；前者多配偶神，后者既有配偶，也有单身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从大众传播析通俗文学的合理性——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为例

在大众传播时代,商品经济和技术社会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观念和审美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整个社会状况的变化,文学世界内便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通俗文学开始取得了某种经典文学所不具备的强大优势,这一优势是由通俗文学中的侦探小说等的广泛影响显现出来的。其中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凭借其侦探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成为通俗文学在传播时代成功的典型范例。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后现代主义“反侦探小说”——以《芒博琼博》为例

后现代"反侦探小说"是当代越来越受到评论家关注的一个亚文类。本文在简要梳理"反侦探小说"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非裔美国作家伊什梅尔.里德的代表作《芒博琼博》,从罪案之谜、侦探形象和叙事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后现代文本对传统侦探小说的解构。本文认为,对后现代"反侦探小说"政治性的认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中国语种文学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所谓语种文学，就是使用某种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形态。为便于探讨，我们把用汉语和汉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汉语种文学，而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称为少数民族语种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了多层次性。从语种文学出发探讨各民族文学关系，有助于开拓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各民族文学关系。     

中西合璧的侦探小说——论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创新

著名现代皖籍作家程小青既是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又是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程小青在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的同时,开始了他的《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创作。《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理念,在侦探小说中倡导侦破案件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小说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学传统,反映了发生在都市中下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还在处理案件时不拘泥法律条文,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可容情的“道德模式”,是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并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